崔广宇，这个29岁的年轻人，策划的一本《纳米世纪》，出售版权的收入高达1300万人民币，就这本书，就出版圈，就中国图书的现状，他说了一些，我认为，需要勇气；他还说了一些，最后收回了，当然，我也很能理解。

　　一千万并不难赚

　　记者问(以下简称记)：那我们就从你的《纳米世纪》这本书谈起吧，它的策划过程是怎样的？

　　崔广宇答(以下简称崔)：其实过程不复杂，我是1997、98年接触到纳米概念，做这本书有两个原因，首先，我对这个东西不懂，就找了些资料了解，当我了解了以后，我发现它很神奇也很基础，它也许会使这个世界发生大的改变，原来是想写本介绍纳米的书；到2000年时，股市上出现了纳米题材，科技界也在谈，大家都在关心：纳米是怎么一回事？我把原来搜集到的资料翻出来，再通过网络找到了非常多的新资料。就是这样策划出来的，书总是这样的，不会很复杂。

　　记：你从注意到纳米概念到书的最后完成，前后花了四年时间，它的作者是科学家吗？

　　崔：不是，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给了我很大帮助，像中科院的江雷，我找他谈过很短的一段时间，他给了一些材料。这本书不是一本科学技术的书，它想表达经济学家的关怀和未来学家的畅想。应该属于未来学范畴的书。

　　记：它的作者究竟是些什么人？

　　崔：有经济学家，有搞社会学的，一开始找了两个比较普通的写手，写得不行。这本书的体例是由我来定，我想说明三个问题：什么是纳米？纳米将带来什么？为什么纳米是改变世界的力量？还有从比较的角度出发，纳米如何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记：人们普遍认为腐败、情感，或者侦探、悬疑才是畅销书的题材，你为什么选中科学前瞻性题材？

　　崔：其实这个题材是很受欢迎的，像《第三次浪潮》，而且它对人的影响是长期的，比如今天网络的人，在他们的脑子里的概念，就是源于《第三次浪潮》。

　　记：也就是我们没有把这个题材做足？

　　崔：其实中国在一些领域不落后，像纳米的论文发表量是世界第四，我们原来犯的毛病是一直跟着别人的梦走，这个步调的落后，使这方面题材的书不能畅销。

　　记：书的情况我大概知道了，再谈谈你和美国西蒙新经济基金非中文版权的谈判过程，从8万美金到152·６万美金，应该很戏剧性？

　　崔：其实也很简单，这个基金在中国的代表麦可(音)是我很好的朋友，他对网络的评价很高，而我不，我认为只有最基础的才能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比如纳米技术，而网络不过是电子时代的强弩之末。当然，也许我的这个想法是完全不对的。人类的心灵估计没有进步多少，就是个尺度的进步，从米、厘米、毫米、微米一直到纳米。我是这么理解的。

　　他开价8万美元后，我就给他讲了个故事，当年有台湾人到北京时，那时已经有华侨饭店了，他听了音乐演奏，正经地掏出5分钱放在钢琴上，以为钱很多了，足够尊重艺术了，这是敌对宣传造成的误会，其实，那时5分钱也就买根冰棍。对我来说，8万美金就是5分钱。他说，那你给个价。很偶然的，我从报纸上看到通用电器的总裁回忆录的价码，能值700多万美金。我其实哪里懂美国的市场，但这个数字让我知道书在那里的价钱。我对合作伙伴说，跟他开700万。伙伴说：太凶了吧，开600万，最后开了这个数。

　　麦可说：你疯了。

　　记：最后的价钱小数点后有数字，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崔：后来谈判就进入务实阶段了，对市场有个详细的测算，后来我说：我要你们利润的20%，这个数字是这样出来的。谈判了两个多月。

　　记：这本20万字的书，平均每个字为你赚了7·５美金。

　　出这本书中文版的南方出版社答应给你百分之十五的版税，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恐怕达到上限了，这高出来的一块是不是意味着最后将转嫁给购书人？

　　崔：是极限了。图书定价不高，主要是靠他们把量做大。

　　出版机制需要寻找出路

　　记：书商这个称呼直到现在都有贬义的成分，当然，我愿意称你为中性含义的策划人，你在这行的经历是怎样的？

　　崔：我在这行干得不长，这是我做的第十本书，恐怕运气比较好。原来比较成功的书应该说没有，以前是处于学习的阶段。在这行做，总能碰上一个赚一千万的机会，只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碰上。

　　记：这152·６万美元只是意向呢，还是到了你的账上？

　　崔：到了十分之一，全部到要等书印完，按合同是今年6月份全到。

　　记：你做了十本书，你认为策划在出版界，或者说，在出版流程中起到什么作用？

　　崔：策划恐怕是中国图书的出路，现在和朋友聊起来，都说现在的图书简直没法做，整个出版体制都已经僵了，从人说起，一个人大学毕业分配进入出版社，他可能对书一点不懂，也一点不爱，就是因为他的一次分配，他就能左右出版社的书号资源。

　　记：那你认为怎样可以在“僵”的出版体制建立自己的体系呢？

　　崔：我说个中关村的故事比方，最早在那儿攒计算机的人都是当地农村的孩子，摸多了，攒机就像打家具一样；后来，一些有勇气的大学生毕业后不要工作，留在中关村攒机，他们对计算机从感性到理性都强得多，很快赶走原来的第一拨人；最后，才出现了联想、方正这些计算机品牌。

　　出版界现在需要出品牌了，当然做不做得到是另外一回事。最早的时候做图书，真是遍地黄金，当时很多书商大字都不识一个，真的，不是说笑，现在他们基本上被淘汰了。紧接这一批的，是一些“民间思想家”，他们和传统的单位脱离，进入了出版界。他们知道什么是书，什么是文化，做了些很有价值的书；他们的缺点是不能以看待企业的方式看待书，因为他们的身上有我称之为“流亡贵族”的气质，只是把图书当作谋生的手段或者思想的寄托。从谋生的角度来看，市场经常出现把一个题目做死，《黑镜头》火了，各种颜色的镜头就跟着来了；《野兽之美》好卖了，关于动物的题材一窝蜂就上了；《格调》之后就是《情调》《恶俗》之类的。没有谁想到去团结作者，去品牌积累，没有想到用企业化、比较合理的手段去利用这个品牌。短视使一个种类的书火了之后，十年内不能翻身。

　　现在应该有不少人在探索企业化的问题，可是作家需要灵感，不能说来就来，总之，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

　　记：在欧美，人均消费图书的量很大，这个基础是建立在刚才所说的企业化上的。

　　崔：对，我们今天才想到企业化，首先是它的受众形成了，以前认字的没有钱，我自己就经历过这个阶段，买不起书；再接下来，你又会觉得买书是个很累的事，这是我们的教育造成的，一想到书，就要正襟危坐，愁眉苦脸。比较好的态度应该是随意的，比如躺在床上看，困了就扔了。有钱了，人与书的关系平和了，不再认为它是多么神圣的事，现在年轻一代持这种观念的多了，市场就大了。出版领域有巨大利润

　　记：简单告诉我你的经历吧。

　　崔：25岁以前，一直浪荡在老家长春，满脑子梦想，一件正经事没做，一分钱没挣过，可以忽略不计。1995年后到北京，当过记者，做过电视，最后成了文化商人。我1972年出生的，很顺畅，好像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

　　记：你不隐瞒自己在这本书上得到了一千多万人民币的收入，似乎和圈内的做法不太合拍，勇气可嘉。

　　崔：我本来是希望记者不要写的，不知怎么就写出来了。

　　记：按照普通读者的想法，一本书的价值主要是由它的作者创造的，你认为自己的价值何在，可以安享一千来万吗？

　　崔：书的整个框架是我搭的，资料大部分是我提供的，定稿也是我，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自己也会写。这本书换了很多人写，我不满意就换人重写。说实话，定稿后我也不太满意。

　　中国人买书都有很高的预期值，往往不是从自己的兴趣，而是冲着外部评价去的，我不觉得这本书名声在外有什么好处，他买回去能挑死你的毛病。

　　记：人家买你的书，你的目的就完成了，至于他有什么评价，已经不关你的事了，不是吗？

　　崔：作为一个商人，当然是这样。不过现在不是讲售后服务吗？书的售后服务就是他在阅读时的快感，如果快感不够多，那就是服务不够好。

　　记：你说过在出版界，一本书赚一千万的并不是新鲜事？

　　崔：应该有不少，只是大家不提起、不说。

　　记：这个不说的共同禁忌是如何形成的？商业社会，赚得多是英雄啊。

　　崔：主要是个法律问题，做书像游击队一样，这个行业里全都是现金交易，不需要发票，你给我现金，我就给你开个收据，你在哪本书上看到过实际的印数？印了一百万，显示的只有五千册，一行有一行的特色……这，你别说是我说的……嗯，你说是我说的也无所谓。

　　记：那损失的，其实是作者的版税？

　　崔：作者没损失，事先都说好的，你给我写个稿，给你两万块，加印了，最多再给你个万把块，其他的事，和他无关。

　　记：把问题回到你的这本书上，虽然想法是你的，但毕竟是那些写的人完成的，他们知道你得了一千万，会不会失态？

　　崔：事先说好的，他们很心安。这是约定俗成的行规。

　　记：我想不通的是，你为什么愿意公开这个数字？

　　崔：这不能不公开，签了很正规的合同的，人家给我钱，我得给人发票的。是不可能藏起来放在地下的。

　　记：也就是说，这钱是和美国人打交道，所以藏不起来。

　　崔：对对对，美国人太规范了。

　　记：换句话说，图书这一行存在巨大的利润。

　　崔：对，巨大无比。每年广州流花宾馆的订货会，你到旁边的几个银行去看，排着队存钱。

　　记：这么大的利润空间，出自何方，消费者？国家税收流失？

　　崔：…… (钟晓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