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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电白高考舞弊案的审理工作进入最后一天，原电白县教育局副局长陈作达、原电白县招生办主任陈光和原电白县招生办副主任梁禄生出庭受审。出人意料的是，陈作达当庭翻供！
今年62岁的陈作达是这次电白高考舞弊案中官职最高、年龄最大的被告人。面对公诉人的指控，头发花白的陈作达气定神闲、振振有词。 “公诉人指控的罪行不属实，我没有贪污，我没有玩忽职守。” 这是陈作达回答审判长的第一句话。 从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到被告人最后陈述，陈作达全盘否认了之前所作的有罪供述。他解释说，之所以在侦查阶段认罪，是因为当时睡不着，吃不下，而且年纪大，记性不好，对某些事情没有考虑清楚。公诉指控他贪污8万元，完全不属实。8万元是黄轩给他的劳动报酬，因为在教具厂经营困难时，是他使该厂起死回生的，黄轩才会给他8万元，并不是贪污所得。在审核监考员名单的工作中，当发现有些学校没有盖章，监考员没有签订聘用合同等问题时，他已经叫梁禄生补办好所有手续。之后，梁禄生并没有拿监考员名单给他再审查。接到举报信后，他主持召开了校长会议，讨论研究如何防范高考作弊，并下达了通知书，要求各校学生不要购买BP机，不要携带BP机作弊…… 听完陈作达的陈述，一旁的梁禄生非常“委屈”，他说，监考员名单审查，须经梁禄生、陈光、陈作达、陈建明(原教育局局长，现因经济问题正在查处之中)四人把关。陈作达看完监考员名单后，并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也没有叫他去补办“所谓”的手续。既然领导没有异议，高考在即，他就执行规定，把名单分发下去。
在辩论阶段，辩护人提出，8万元是黄轩给的劳动报酬，这是陈作达主动交代的，因其买两套书时尚欠北京方面10万版权费，此8万元是陈作达准备支付给北京的合作伙伴的，只因舞弊事发暂时保管该款。 是否玩忽职守？陈作达的辩护人提出，陈作达只是作为招生委员会的委员负责考募工作，但是并没有人或组织界定他的职责范围，因此他就不存在玩忽职守问题。而且，高三任课教师担任监考员并不是导致出现高考舞弊丑闻的必然因素，监考员名单不须经其签发就可下达，现在要陈作达承担责任有失公平。 检察院指控：1999年1月，陈作达主管印刷《名师导师导学》和《一课一练》两套书作为全县各中、小学生的辅导资料时，伙同负责联系印刷业务的电白县教育局教具厂厂长黄轩通过扩大每个印张印刷费的方法来提取回扣费，其中陈作达分得8万元。 2000年6月底至7月初，电白一中、水东中学、电海中学3所学校将高考监考人员的名单上报电白教育局招生办公室，陈作达、陈光和梁禄生没有认真核实，对上报的监考员名单不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和审查，致使38名高三级任课教师违反有关规定担任了该年度监考员，从而导致了杨汉辉等人利用监考之便，当场答题和传递答案给考生的后果。考前，有举报信反映有人到学校推销BP机，及有部分学生购买BP机作弊之事，但陈作达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组织人员查处、打击和采取防范措施不力，导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电白高考舞弊丑闻”，致使电白县被省教委取消了国家定点高考考场的资格。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和玩忽职守罪。
今年53岁的陈光是2000年高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他被指控：1996年7月份，其任电白县招生办副主任兼出纳期间，与当时的教育局副局长陈建明密谋，利用职务之便，伪造一张向招生办薛宜茂借款23万元购买小车的借据，从招生办公款中骗取利息1·８4万元。1997年12月和1998年4月，经陈建明同意，陈光从招生办的小金库里取出35万元，以杨电元和陈荣毅两个假名参加电白县教育局工会集资，从中谋取了10万多元，陈光分得2万多元。 陈光觉得自己只是遵照领导的吩咐“行事”而已，不构成贪污罪。他说，当时都是陈建明说了算，领导要做的事情，属下能反对吗？参加集资所得的10万多元，都以手机补贴分给了陈作达、陈建明和另外一人，现在只追究其一个人的刑事责任，实在太不公平了。他不直接主管高考考务工作，只是负责日常事务，对监考员名单并没有决定权。监考员名单审查工作是由梁禄生审查的。既然他的其他工作没有失职，他就没有玩忽职守。 同被指控玩忽职守的招生办副主任梁禄生更觉“冤枉”：既然正主任都无权决定监考员名单，他小小一个副主任从何来此权力？ 文学艺术、留学移民、求职应聘、英语学习，尽在新浪网文化教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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