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周国平，不是因为他那两岁就患神经恶性肿瘤死去的女儿和那本记录这段生死的《妞妞：一个父亲札记》，而是因为他曾经把一个鲜活的尼采引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

　　对哲学乃至哲学家的敬畏，使我们过高地预期了采访的结果--它远没有我们想象的丰厚。好在周国平对自己的评价为我们圆了场--

　　被访者：周国平

　　采访者：佟彤

　　摄影：郭铁流

　　记：您去南极是实现夙愿还是仅仅出于偶然？

　　周：应该是偶然。这是一个出版社组织的，他们要出一套书，去的都是人文学者。每个人在南极根据自己的学科背景写点东西。我是学哲学的，要说的是人生的永恒问题。葛健雄是人文地理，何淮宏是生态环境，他们也有不同的选题。

　　记：有收获吗？

　　周：收获当然有，但是并不是大家期望的某种飞跃。我去之前就没有预期到飞跃，我想，如果我是抱着到南极去思考人生的目的，可能很可笑，因为飞跃是不能制造的，要顺其自然，所以我这一趟的心态非常平和。

　　记：如果是您自己选择，您会去哪里？

　　周：我本人可能更愿意去西藏那类地方，因为那里有很浓厚的文化背景。南极是地球上惟一没有土著居民的地方，所以那里没有文化。

　　记：我听说你们在南极有过一次历险。

　　周：是的。我们冒险去走了一次冰盖，冰盖其实就是冰把多少年形成的冰缝覆盖起来了，但是很多地方其实很薄，如果没有一个有经验的向导引路，一脚踩空在一个冰缝上就很危险了。我们那次走出去了400多米，一个人跟着一个人，走得很慢，回来的路上一个出版社的编辑踩破了冰盖，腿陷下去了，幸好他往前摔了一下，否则就掉进冰缝里了，那是根本不可能救上来的，人也很快就冻僵了。

　　但是南极的危险是这样的，你不找它就绝对没有。因为南极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可怕，它很美丽。我们去的时候是当地的盛夏，温度是0度，比当时的北京还暖。我们住的房间里的设施很完备，我的房间正对着海，南极的海绝对没有污染，这是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比拟的。确切地说，去南极是一次美的享受。

　　记：我听了这个有点失望，可能很多读者和我一样，希望南极能提供一次质变的机会，特别是对研究哲学的人。

　　周：我觉得在南极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可能很少，如果你不是一个专业的探险者或者是南极研究者，没有对南极投入深厚的感情。说到哲学，一个人如果有哲学家的素质，即使没有外界的条件他也会飞跃，但实话说，我在南极没有这种感觉。

　　记：你觉得在南极住多久合适？

　　周：一个月已经足够了，风景虽好，很新奇，但一个月之后你就发现已经到了极限，其实以我的个性在那种环境中应该好一些，但是也需要忍受了。

　　记：到了“忍受”的地步？

　　周：孤独是需要忍受的。人在独处的时候心情是会变化的，有的时候充实，有的时候寂寞，他自己对付不了这个。除非你带上足够的书，去写一个东西或者研究一个课题，这样的独处可能还可以长一点，要是那样的话，也不一定非要去南极，在监狱也可以，只要条件稍微好一点。

　　这次去南极没有这样的预期，所以我在南极会经常想家，想孩子，她现在两岁多，我还没有这么长时间的离开过她，1999年我去德国讲学的时候她9个月，我就对对方提了条件，必须带孩子，他们同意了，我带着她们一起去了半年。

　　记：说到孤独，我记得以前有本书叫《孤岛访谈录》，作者虚拟了一个孤岛，要求每个假设去孤岛的人只带一本书和一张CD，于是，每个人都选了一本一直想读、但没有时间或者是不敢轻易拿起的书。这回去南极，您带书了吗？

　　周：带了。在南极站，我发现了一个小书库，我好像又回到了书籍很少的时代。那个时候一本书你会反复地读，很珍惜。这次也是，我又认真地品了品泰戈尔、海涅的书。有充裕的时间读书对现在人是很奢侈的。

　　记：这种偶尔到来的孤独还是很珍贵的？

　　周：珍贵。因为人都是软弱的，不能拒绝诱惑，开会呀、接受采访、写稿子，包括孩子，她非常可爱，但都是干扰，也要我外在的责任。在南极相对好一点，不过南极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处，有你们不能想象的热闹。可能是因为寂寞吧，大家想办法找事情调节，包括开会。在南极，我可能把几十年的会都开完了。我是个体劳动者，个性比较散漫，不愿受约束。

　　记：说到个性了，您是研究尼采的，您觉得这与您对尼采个性的认同是不是有关系？

　　周：有关系。尼采敏感，有激情，厌恶约束，他著名的一句话就是“生命僵死之处，必有法则堆积”。与此同时他还喜欢理性思考，在西方哲学史上，直接关注人生的哲学家是很少的，尼采就是。

　　尼采也写诗，我想他看文学的书，决不比他看哲学的书少，对文学的热爱决不比对哲学的热爱少。他是性情中人，他的文章不是那种纯粹的逻辑推理，文字很美，他不能允许自己写出的东西枯燥乏味。这种心情我也有，但是后来成为我的专业就是偶然了。

　　记：有什么转折点吗？

　　周：有，大约是我17岁的时候。我和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是大学同学。我一见到他就觉得，这是一个我17年中从未遇到过的人，是个真正过精神生活的人。

　　记：具体地形容一下。

　　周：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在忙功课，为未来的前途努力。但是他不一样，他可以为一个问题连续几天失眠，冥思苦想。在别人眼中，那些问题和日常的生活起居没有任何关系。他对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思想有很多想不通的地方，又不能公开说，他的那种痛苦是发自灵魂的。当时正是我世界观形成的时候，他真正影响了我，我开始学习思考。

　　记：一直到现在，成了习惯？

　　周：对，习惯，也是毛病。如果过了一段时间不思考，就会觉得活得糊里糊涂的，觉得这样过下去不行。

　　记：还有其他的转折点吗？比如妞妞。我们的读者大多是从那本《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中知道您的，您觉得妞妞之后您的人生态度改变了吗？

　　周：“妞妞”以及“妞妞”之后我与妞妞的母亲分手，这一系列事情确实是个转折。如果说我个人的变化，可能是变得更消极了。

　　记：这是您希望的吗？

　　周：从我的个性上应该不是，但是它来了，我就接受，我发现接受了之后人就变得平和了一些。

　　(采访至此，是下午2点多钟，周的女儿午睡醒了，被保姆抱出来上楼找小朋友玩儿，周说她的小名叫“啾啾”(音)。周和小女儿的告别方式温情之至。)

　　记：是不是因为妞妞的不幸，使您更加珍惜这个孩子？

　　周：那倒不是。妞妞出生的时候我也同样很兴奋。但是她没出满月就发现得了病，一直到她最后离开我们。我们一直在压抑的感情中抱着她到处求医，孩子的天真可爱会让你经常忘记她的病，可是结果已经是非常明确，救不了。这个事实你很快又马上想起来了，那段时间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感情撕扯中度过的。“啾啾”不同，她是个非常健康的孩子，带给我们的是快乐，是充满光明的快乐。

　　记：这也是在南极有些守不住的原因吧！

　　周：(笑)对。因为这么小的孩子你离开她是个不可挽救的损失，这段时间的表现你没看到，你对她的经验里面就是空白，时间长的话就是不可填补的缺口。所以我非常反对孩子让老人带，对孩子和父母都是损失。

　　记：您说的外在的责任是不是也是包括为她奋斗？

　　周：不，我始终不觉得父母应该给孩子留下多么大的一笔财富，当然我不会让她过得太苦，但根本的还是要靠她自己。

　　记：有没有想为她写本书？

　　周：早就有出版社要求我写，但是我决不会这样做，我不希望“啾啾”因此成为公众人物。我宁可写一本不出版的书，上面记录她成长过程中有趣的事情和惊人的话语，等她长大作为礼物送给她。

　　记：好像很久没有看到您的作品了，有没有新的计划？

　　周：我想每个作家都应该有一本惟一想写的书，表达自己一直思考的东西，我也一样，为这本书我一直在做准备。

　　后记：周国平的家是劲松桥边上新盖的楼。屋子是装修过的，进门的时候要换拖鞋。年轻的妻子在上班，2岁的女儿由保姆看着，他说，女儿现在已经知道“记者”这个词了。

　　尼采研究者的日子实在而热闹，那么精神产品呢？

　　周国平的哲理散文热销，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先是《尼采：在世纪转折点上》，然后是《守望的距离》和《各自的朝圣路》。当时有记者问，“最后疯了的尼采对你有没有影响？”周的回答是，“与尼采相比，我可能健康一些，所以我也更幸福一些，更平庸一些。”

　　这回我们让周国平在“哲学家”、“哲学研究者”和“作家”中选择更适合自己的称谓，周国平说自己只是个思考者和写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