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将改编成音乐剧，《菊豆》也将搬上舞台

　　□《尘埃落定》将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和话剧

　　□《长恨歌》也正在紧锣密鼓地以影像化的新形象走进大众

　　《尘埃落定》的作者阿来目前正成为媒体的关注对象，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长篇处女作一举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更因为该作品价值不菲的国外版税，和它将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和话剧的“立体效应”。

　　继15万美金卖出《尘埃落定》的英文版权后，阿来透露，他已经授权美国一位经纪人洽谈《尘埃落定》的电影改编权事宜。

　　据阿来讲，他对电影的期望值最高。他认为，虽然近年来中国电影在国外频频获奖，但那只代表专家的眼光，只有票房才代表大众的心声。他希望《尘埃落定》能打入国际市场，真正地走向大众，而美国方面操作市场的能力很强。阿来直言不讳：“我希望这部作品能获得更广泛的传播和更好的收益。”

　　不知是不是影视效果比单纯的文字效果更具有吸引力，至少电影、电视之类的大众传媒在某种意义上担当了“普及”文学的“重任”。本届茅盾文学奖的四部作品--《抉择》、《尘埃落定》、《长恨歌》、《茶人三部曲》中，作家张平的《抉择》和女作家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电视剧名《南方有嘉木》)，在获奖之前就已经因为电视剧的播放而广为观众所知，看过这两部剧的人数恐怕远远超过读了文学原作的人数。另外两部作品--《尘埃落定》和《长恨歌》也正在紧锣密鼓地以影像化的新形象走进大众。

　　央视在开年之初播出的第一部电视剧《紫荆勋章》的导演潘小扬说，他今年最想拍的电视剧就是阿来的《尘埃落定》，而剧作家赵耀民也在着手改编《长恨歌》，它将在不久之后首先出现于上海的话剧舞台。

　　改编后的《尘埃落定》是什么样子？阿来并不关心。他说自己“宁愿写新的东西，也不参与改编影视剧本。因为影视剧的创作，是很多人参与的，而最终的版本必然是作家妥协的产物，而非个性化的作品”。至于影视剧作是否符合原著，保持作品原有的风格，阿来持“无所谓”的态度，他认为“观众不会因为电视剧的好坏而评价原著的好坏”。

　　《长恨歌》完成之后，就有评论说，在继张爱玲之后，王安忆将上海的风情、上海的女人写到了极致。这部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以平实的文字勾勒出让人惊心动魄的生活细节，而在漫长的岁月里，那些曾经令人惊心动魄的故事，又沉没于时间的河流而了无痕迹。

　　文学常常呈现给人那种--凸现于眼前、却令人伸手无法触及的无奈情节，如今如此情节却要走上话剧舞台了。剧作家赵耀民对将这样一部作品改编成话剧感到为难，但他依然充满希望地期待：“将《长恨歌》改编成一个好看的通俗话剧，让观众能在现实里找到对应。”

　　当然也有消息说，将《长恨歌》改成话剧，王安忆表示支持，但要求改得世俗化一些，不要太先锋。但对改编后的话剧能否满意，王安忆似乎一直保持沉默。

　　不仅是茅盾文学奖，这几年里，不少文学作品都依赖影视剧而“扬名”。苏童的《妻妾成群》因《大红灯笼高高挂》而广为人知。但实际上，电影里贯串着浓厚的“张艺谋风格”，它已将作品原有的韵味减到最弱。文学作品本身的风格被人淡忘，人们记起的只是日日伴随“上灯了”的叫喊而挂起的红灯笼。现在，颇不安分的张艺谋正在将他的“红灯笼”改编成芭蕾舞剧。并且他还透露，还要将《红高粱》改编成音乐剧，将《菊豆》也搬上舞台。

　　“老谋子”还说：“歌剧《图兰朵》很好，但那是人家已经成型的东西，是普契尼的，是一点都不能动的。但《大红灯笼高高挂》就不同，它是一部中国原创作品。虽然我不懂舞剧，但我会以一个有一定文化素养的观众的身分参与创作，它能吸引我，也一定会吸引观众。”

　　如上种种现象是不是意味着，文学作品只有被票房接受，才能成为真正大众化的东西？是文学作品本身不吸引人还是影视剧作更吸引人？

　　就此，作家阿来直率地说，“依据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很少有成功之作。现在的影视剧创作，首先考虑的是保证收回投资，而非保持原著风格，从一开始就降低了原著的品位，强调大众化、通俗化，生怕观众不明白看不懂。而对作品理解上的偏差，也使得再创作品与原著在精神品质、艺术风格上有很大差异。”(冯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