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在一篇论战性的文章中，引用了我的一句话：“文化人将成为我国最后一个法盲部落。”这里的“文化人”，特指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人。这句话遭到了不少文化人的讥评，使我不得不认真思考了文学艺术思维与法律思维的对立问题，以便对那句话作一个明确的诠释，对别人的批评作一个回敬。

　　第一，文学以情为本，而人的感情世界具有神秘、模糊性；法律是一种人的行为规则，追求明确、稳定性。文学与法律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两败俱伤者的对立有时是难以避免的。

　　文学家是情种，研究情、播种情，情之所以是文学的永恒主题，是因为人的感情、性格非常复杂，罕有规律可循，难有规则羁束：“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里的爱情、友情、愁怨，都无法用数字和概念语言予以清晰地表述或量化。人的情缘也具有模糊、变幻不定特点。巴尔扎克在一封信中剖析自己：“我的性格最最特别。我观察自己，如同观察别人一样：我这五尺二寸的身躯，包含一切可有的分歧和矛盾……说我胆小如鼠的人，不见得就比说我勇敢过人的人更没有道理，再如说我博学或者无知，能干或者愚蠢，也是如此，没有什么使我大惊小怪的。”文学艺术的主要功能就在于淋漓尽致地揭示人的感情、性格的复杂多变性。

　　法律却不能如此。作为人的行为规则，它必须尽量明确，而避免模糊，必须尽量保持稳定，而避免朝令夕改。这是因为法律的重要功能是追求秩序。因此，法律与文学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

　　第二，文学艺术创作是一种个体劳动，追求个性化，总爱冲破既定规则的约束；而法律是一种公意体现，追求普遍性，强调既定规则的权威性。文化人的生活方式与法律思维是有一定对立性的。

　　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名著、名画、名作是由众人创作而成的，这是因为人的感情是神秘、多变的，文化人对它的体验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愈是个性化，作品愈是有魅力。所以，一些文化人喜欢特立独行，甚至离群索居，对常人遵守的规则不屑一顾，“我本是狂人，风歌笑孔丘”，文化人规则意识的淡薄，与法律强调规则的权威性难免发生碰撞。因此，中外历史上，不少文化人有过坐牢受刑的经历。

　　第三，乱世、盛世(治世)都可以产生优秀文学作品，而法律的发达只能在盛世出现，乱世则无法治。因此，法律思维比文学艺术思维更注重盛世(治世)的价值。

　　从文学艺术发展史来看，经常出现“国家不幸诗人”和“穷而后工”、“愤怒出诗人”等情况，乱世以及文学艺术家的不幸遭遇并不妨碍名著、名作的产生。《史记-太史公自序》早就指出了这一点，“昔日伯拘羌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有得遗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因此，历史上个别文学艺术创作人员甚至呼唤乱世，至少不那么看重盛世的价值。

　　法律、法治则相反，它的正常产生大都在盛世，有效实施也需由稳定的社会秩序和一定的财力作前提、基础。因此，法律思维比文学艺术更看重盛世的价值，法学家比文学艺术家更注重与政府的合作。

　　我们指出法律思维与文学艺术思维差异、对立的一面，并不抹杀两者在一定范围内的相互依存性，研究两者的思维特点，是为了更好地使两者各自把握好自己思维与行为的度，更好地相互尊重。(郝铁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