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学家所做的一切除了被历史证明空无一物外，只是给历史增添了如许之多的不必要的废物。

　　历史学家对待历史的态度一般有两种方式：或者肉麻地推崇历史，或者变态地贬斥历史。只有这样，他才能使自己有别于众人。当然，他也可以有第三种态度，这就是，以平常心对待历史，不把历史当回事。但这样一来，他就与普通人一般无二了。

　　历史学家一旦混迹于普通人中间，他也就自然丧失了评论千秋功罪的职业特权和道德优越感，而无可奈何地任由众人七嘴八舌众说纷纭地“戏说历史”。他对历史再也无所作为，而只剩下冷眼旁观的份了。

　　二

　　历史学家在现代似乎产生了一种匿名化的倾向。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姓名越来越不具有实质性的含义，而逐渐沦为一种空洞抽象的符号，以致于其姓名变得可有可无。当然，这种匿名化还多少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因为它并不是历史学家个人有意为之的结果，而是历史学家毫无意识的产物。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将自己给弄得无名无姓了。虽然现在研究历史的人比古代不知要多出多少倍，但人们却实在分辨不出如此之多的历史学家之间究竟有何不同。于是乎，历史学就自然而然地演化为一种无名氏般的群体性工作，而不复为一种个体性的事业。

　　这样一来，史学史的写法就需要多少改变一下。古代史学史是按人头或名著来写，而当代史学史就恐怕不能这么写了。因为当代的众多史家水平都差不多，谁也不比谁高明多少。可以说，当代史学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史家的智力和水准日趋平均化。横空出世的司马迁不复再有，有的只是不计其数的司马迁研究者。可无数的司马迁研究者也终究顶不上一个司马迁。这就是说，司马迁的智力和才能绝不可能被无数个司马迁研究者所平均分享。司马迁仍然还是司马迁。司马迁仍然只是一个。无数个司马迁研究者相加起来也不可能复制出一个司马迁。司马迁显然不可能被“克隆”。研究司马迁的价值仅仅是为了确认司马迁的历史存在，而不是为了延续司马迁的现实生命。但史学史是否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并不怪诞的问题：克隆司马迁有无可能？

　　三

　　中国现代史家一直都在争讨中国封建社会到底从何时开始，却从没有人思考中国封建社会究竟到何时结束。中国现代史家一直都很热衷于讨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但却没有一个人对中国当代社会的性质作出认真分析。如果历史学家不能对当代社会的性质发表自己的意见，那他对古代社会的性质的研究还有什么意义呢？

　　打一个比喻，众多的人文社会科学都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和需要对现实问题作着分片包干式的局部研究，但它们却缺乏一个整体的现实理论框架。人文社会科学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必须有一个历史理论的普遍基础。这个历史理论的普遍基础既必须由历史学提供，同时又必须包括历史学对当代社会性质的系统化解释。

　　四

　　古往今来，关于历史能说的话差不多都已说尽了，再说就觉着不像是历史。在戏说历史的世俗化潮流中，历史学家不可能像挽狂澜于既倒的中流砥柱那样继续在那里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地说些无人理睬的话头。说实在的，历史学家也需要有人捧场，也渴望有人喝彩。

　　如此追问究竟使历史变得更清晰了还是变得更模糊了？究竟使历史变得更真实了还是变得更虚假了？在历史学家的喋喋不休中，历史悄然回归于现实。对过去的评价，对未来的预测，常常陷历史学家于失败之地，甚立无地自容。谁来给历史学家的发言打分？除了历史还是历史。只有历史能判断出历史学家的真正价值。历史对一个历史学家的最高评价就是承认他是一个历史学家。这很难得，但也很值得。(雷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