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番禺南沙发现的人体骨架为复原三四千年前的“广州人”形象提供了至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李向新/摄)

　　昨日，广州市文化局、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向新闻媒介通报了去年以来广州市最新的“三大考古发现”(其中两大发现已由本报率先独家披露)，即番禺南沙鹿颈村先秦沙丘遗址、惠福东路西汉水关遗址以及广州百货大厦新翼工地三国时期铜钱窖藏。

　　据介绍，2000年至今，广州市考古所在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上取得令人振奋的成果：共调查遗址4处；勘探遗址11处，面积大约170000平方米；发掘遗址15处，面积约19000平方米；发掘墓葬70余座。其中，“三大考古发现”堪称广州近期的考古盛事。

　　◎三大考古发现之一：先秦遗址

　　先民形象可望复原

　　考古现场：番禺南沙鹿颈村

　　考古人员日前在广州番禺区南沙镇东南部鹿颈村发掘出一处近万平方米的夏商时期沙丘遗址，出土了大批包括石器、陶器等在内的珍贵实物。经专家确认，这是广州至今发现范围最大、出土器物种类最多、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先秦遗址(详见本报2月18日A03版)，距今约4000—3500年。

　　更令人兴奋的是，考古人员近日又在原为古人生活废弃物堆积区的遗址南区，发掘出一座夏商时期的墓葬。最为难得的是，墓葬内保存了一具完整的人体骨架，初步断定为男性，身高约1·６5米，头脸朝上，躯体仰直，随葬陶器4件，为广州地区首次发掘的完整人体骨架。现已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专家带回北京作进一步研究考证，有望为复原三四千年前“广州人”的形象提供珍贵实证。

　　珠三角地区的地质环境素以酸性土壤为主，人骨有机物为什么能存留数千年而不腐？据专家介绍，因为该处沙丘遗址中保留了较大量的贝壳堆积物，贝壳含钙，可与酸性土壤中和，且该处地处海滨，气候常年湿润，就在这种恒温恒湿的状态之下，这具人体骨架得以“幸存”数千年而不朽。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认为，夏商时期墓葬区及人体骨架的发现，在珠三角地区的沙丘遗址中，都尚属首次，堪称一次重大突破。本次发掘的墓葬为“仰身直肢”形态，是夏商时期珠三角地区非常流行的一种葬式。它的发现，意味着3000多年以前的古人就已经开始懂得将周围的环境大致划分为废弃物堆积区、墓葬区和居住区几种形态，其中墓葬和居住区是了解古人生活形态最为重要的部分。因此，考古人员下一步将再作大面积深度发掘，全力寻找居住区。

　　专家称，本次发掘对研究珠江口区域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的考古编年、社会历史进程和文化面貌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据悉，考古人员将通过各种科学检测手段，对出土的遗迹、遗物从古地理、古环境、古气候、植被和体质人类学等课题着手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三大考古发现之二：三国铜币

　　追溯广州铸币历史

　　考古现场：广百新翼工地

　　今年春节期间，广州百货大厦的工作人员惊喜地发现，在广百新翼工地出土了大量丰富的三国时期铜币和一处唐代铸钱遗址，大家惊呼：此乃暗寓如意吉祥和财源广进之意！

　　据悉，该处遗址自去年12月开始发掘，已发现西汉、东汉、晋、唐代房屋基址3处、灰坑14个、水井4口，目前考古工作仍在进行之中。文化堆积层表明，西汉时期就开始有人在此生活居住。

　　本次发掘有两项重大收获：一是在一号探方的中部发现一处利用废弃水井作储存的窖藏。窖藏分两层堆积，下层是陶瓷器，瓷器有青釉碗、罐等；陶质多是筒瓦、板瓦和砖块等建材。上部堆置成串成堆的铜钱，目前已可辨识的钱币有“五铢”、剪轮“五铢”、“大泉五百”、“大泉二千”、“大泉当千”等。“大泉五百”铸于三国孙吴嘉禾五年(公元236年)，是东吴自铸货币最早的一种；“大泉当千”铸于公元238年；“大泉二千”，史志不载，近年在其他地方曾有发现。

　　专家认为，这次发现三国铜钱的数量之多不仅在广州地区尚属首次，在岭南地区亦属罕见，反映了当时广州商业贸易的繁盛景象。同时也是首次发现如此众多的三国遗物，其中部分陶器、青瓷器将为认识广州汉末至晋代的考古材料建立可靠的标尺，是广州三国时期考古的重大收获。

　　另一重大收获是唐代铸钱遗址。在唐代文化堆积层中，出土了一批“开元通宝”铜钱。这些钱多呈金黄色，可以断定未经使用。有成品和次品之分，成品铸工精致；次品外廓带有浇道粘连的铜叶。此外在沙层还发现不少冶铸残余的铜块、铜叶、浇铜槽的铜枝和铜渣、炭块、焦土粒等。从已揭露的遗迹现象看，应该是铸钱作坊的一部分，其面积超过250平方米，但此处还不是冶铸作坊的主体。

　　据悉，广州有明确史料记载铸造钱币的时间是从唐代开始的，后来五代南汉刘氏王朝铸铜质和铅质“乾亨重宝”钱。这次发掘证实了唐代有“广”字背文的“开元通宝”是在广州铸造的。

　　◎三大考古发现之三：西汉水关

　　见证珠江岸线变迁

　　考古现场：惠福东路光明广场

　　去年4月至10月，考古人员在市中心惠福东路光明广场工地发现了汉代水关遗址、东汉建筑基础、东汉和南朝水井、唐代房基、宋代房址和走道等遗迹，发掘面积约600平方米(详见本报2000年8月11日A03版)。

　　让考古专家兴奋不已的是，在惠福东路光明广场工地还发现了一处大型的木结构建筑遗址。经各方专家的考察论证，初步推断该遗址为西汉水关。

　　在光明广场工地现场，考古人员发现了大批排列有序、纵横交错的“八”字型木结构建筑遗址。据考古专家们推测，西汉时期的广州人可能就是利用这种特殊建造的建筑来防洪、防潮和排水的。经过发掘和观察工地的挖土剖面，专家们发现这里曾是珠江滨线，其相距约1公里处据载为晋代码头————坡山古渡。这是珠江岸线在广州城区演变的又一佐证，再次证明了古代珠江岸线是蛇行蜿蜒的。至于该处大型木结构建筑是否为汉代城墙基址的一部分，至今未有定论，还有待进一步发掘验证。

　　专家认为，本次发掘的遗址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在遗址基本结构、性质和分布范围尚未彻底搞清楚之前，需要对遗迹采取原地保留的原则进行保护，市考古所负责人正在加紧和各方协调论证，探讨出一条既利于文物保护，又使有关商家满意的新路子。

　　在光明广场工地的发掘中，还有一些重要的收获，主要是宋代房址、道路、散水等遗迹。这些遗迹均在宋代广州三城的西城内，对了解宋代城市发展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李桃 彭小群 林庆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