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幼青在癌症晚期写下的《死亡日记》，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撼，余波至今。围绕此书，有人喝彩，也有人对作者的行为提出疑问，其间暴露的医学和社会问题引发了人们的思考——

　　“几天前，西安的一位女士告诉我，她丈夫3年前得胃癌去世，可直到去世时自己都没有把真相告诉他，这成了她终生的憾事。我希望大家多给癌症患者一些关爱，不要让他们带着孤独和无奈离开这个世界。”

　　3月25日，在北京晚报、华艺出版社和北京新华外文集团举办的“关爱生命，战胜病魔”座谈会及《生命的留言》赠书仪式上，陆幼青夫人时牧言的话引起了医学专家、癌症患者的强烈共鸣。“死亡教育”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

　　“再没有哪一种疾病能比癌症更深刻地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了：事业没了，为官的实职变成了虚位，经商者发觉伙伴们变得谨慎了，虽然他们可能比过去待你更好；岗位没有了，老单位的领导会安慰你，再休息休息，有困难提出来；家庭生活变了，子女们倒是比以前听话，但你再也看不到他们当着你的面使小性子……中国的癌症病人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也许，他们得到了比以前更多的关心，但这种环境对康复显然没有什么好处。”对陆幼青在《死亡日记》中的描述，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抗癌协会理事长张宗卫深有感触：“在传统观念中，我们不习惯谈死，认为不吉利，但死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面对死亡，是恐惧、疑虑，还是采取积极乐观的态度，从这一点上说，进行死亡教育显得十分必要。”

　　据介绍，中国每年新增160万肿瘤患者，每年有130万肿瘤患者死亡。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家属认为癌症相当于“死缓”，不愿意谈病，一种表现是对病人过分关爱，这也不让做，那也不让做，让病人觉得自己没有用，从而产生很大的心理负担；另一种表现是隐瞒病情，让病人要么无法理解为什么到医院受这么多苦，要么明知真情又没人倾诉，从而产生更大的孤独感。正如陆幼青所描述的，癌症病人是孤独的，他们头顶上有一张无形的网在限制着身心的自由，尽管它是用爱意等一些东西织就的。

　　“在北京肿瘤医院，家属要求隐瞒病情的占到60%到70%。”张宗卫说。病人有知情权和选择权，了解病情有利于治疗。比如，陆幼青放弃了手术后的8次化疗，有病人看过《死亡日记》后问张宗卫，这样做对不对，张回答说，病人有选择治疗的权利，只要经过深思熟虑，不存在对或不对的问题。开展死亡教育，就是要在群众中普及病理知识，让患者和家属了解病情，知道治疗方案，从而更好地面对人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邵道生患白血病多年，当初确诊时几乎连路都不会走了。但在家人、同事的鼓励下，自己并不觉得成了负担，反而能够以积极的姿态配合医生治疗、进行学术研究，还被评为“抗癌明星”。他说“患者要学会自己战胜癌症，社会也要营造有利于癌症患者康复的环境。”

　　北京肿瘤医院教授李萍萍认为，医院在死亡教育方面也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一次查房时，她看到一名癌症患者要吐，过去问了一句就巡视别的病人，等回来再问“现在感觉好点了吗”时，那位病人一下子就哭了。这给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病人很在意医生对他的关心程度，以为我隔过他去就不关心他了，这时我才意识到少说一句话给他造成了多大的心理负担。”李萍萍说：“除医疗外，医生要注意解除患者的心理负担，向他们多介绍最新的医疗信息。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对那些不治之症，我们的责任是帮助患者舒适、安然、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这就需要开展临终关怀和死亡教育。”张宗卫说：“我们不能再等了。”(刘万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