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我有幸参加了北师大博士生入学考试。当听说河北大学的一位教授、硕士生导师也参加了考试时，我感到颇不可思议。但近日得知著名学者杨义以博导之尊也去申请博士学位(见《中华读书报》2001年3月28日第五版《博导读博士，究竟为哪般？》)，先前的惊诧就显得少见多怪了。

　　近年来“考博”的热度不亚于“考研”，从今年北师大报考人数逾千的事实就可略见一斑。“考博”大军之中，有些人不免抱有实利的目的，比如为改变自己的物质生活待遇，为晋升职称，为摆脱现在的单位，为把糟糠之妻调到身边，如此等等。当然也有一些是“困而学之”，像我这样不自量力认定了吃学术饭而死不悔改的。但不论目的怎样，这些人的职称大部分还是副教授以下。

　　对于像杨义先生这样的著名学者申请博士学位，则实利的目的或提高学术水平的目的都是不成立的。我觉得“进士及第情结”(见《博》文)之说倒是能说明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学者们申请博士学位，其实是寻求一种“社会认可”或“社会肯定”。就好比世界冠军的教练，即使再有名也自觉是个遗憾，最好的办法就是亲自拿个世界冠军，那才说明问题。中国人重名声，一向相信社会评价。这种风气在知识分子当中尤甚。文章写得再好，如果不拿到一级刊物上发表也不能服众；即使水平再高，评不上教授也觉得低人一等。反过来讲，文章(或专著、教材)虽然不出众，但得了奖便令人仰视。作为一种社会评价，职称与奖励乃至学位，满足了知识分子“登龙门”的心理欲求。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目前在对知识分子的价值评判上，有些方面是有违实事求是的原则的。比如近年对博士的过度炒作就是一例。有些高校在招聘广告中为博士开列的条件甚至超过了教授。某高校前一段时间为博士每人配了一台电脑，而教授却被冷落在一边。这种只重学历不重学力的作风，委实让人心寒。而且它助长了一些人重虚名、轻实学的学风，长此以往，必将贻害无穷。(王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