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作家们今天在反思“道德”与“文章”的时候发出疑问：没有道德，岂有文章？

　　在中国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作为新世纪治国方略的大背景下，中国作家协会举行“以德治国与文学发展”座谈会，探讨文学对“以德治国”可能的贡献。

　　“以德治国”——官有官德，文有文德。评论家何西来说，作家的人格建设和道德自律，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关键问题。

　　他认为，作家不应该把自己看成高居群众之上的精神贵族，但也不应该混同一般老百姓，他们毕竟是一个民族专事思考的一部分人。而一个国家的文学史可以概括为她的道德史，今天的美学就是今后的伦理学。

　　所以，作家邓友梅说，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作家们发扬传统，献身以德治国，本是顺理成章、责无旁贷的事情。

　　而塑造美好灵魂，先要从作家本身作起。也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祖辈身体力行不可违反的次序。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把毕生精力都用在“道德自我完成”上，写作只是他实践道德责任的一种方式。

　　邓友梅说，近十几年是他从事文艺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遇到的最好的创作环境，但所创作的作品却不敢说都是好货。

　　评论家郑伯农批评说，有的作家竟然兴致盎然地写到了大便，称山东某地老乡善于排便，并讲究泄物形状，深以其状如厄瓜多尔香蕉而自豪。

　　当然，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不会忘记公式化、概念化、文学简单为政治服务的苦头，不想再看到不同的人同唱一个调子。“我重视深厚思想哲理、政治内涵的文学巨著，但不排斥娱乐消闲的轻松之作。”邓友梅说，“只是我不能习惯于对某些缺德而不犯法的邪恶之作视而不见”。“有的文章，从法治角度讲，还不算犯法，但以德治观点衡量，真的缺德。”

　　他建议，在“以德治国”的大潮前，中国的文学界不妨在“以德治文”上作点实验，有些事可否从舆论上予以监督，从道德上予以规范？比如给孩子看的书，起码要叫他们读懂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读后愿意学好而不愿意当坏人。供成人阅读的休闲读物，不管怎么异想天开，调笑取乐，也以不违背惩恶扬善为佳，有益于世道人心更好。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也在座谈会上讲话。他倡导中国的作家们身体力行地贯彻“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向生活学习，向人民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更好地肩负起“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神圣使命，为人民奉献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如果作家们在充分享受创作自由的同时又能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也许是最理想的境界。这样中国文学将可能在‘以德治国’大业中作出更大贡献”。

　　——邓友梅这么说，与会的数十名各个年龄段的作家、评论家对此深表赞同。(中新社记者王晓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