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作家们今天在反思“道德”与“文章”的时候发出疑问:没有道德,岂有文章?
在中国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作为新世纪治国方略的大背景下,中国作家协会举行“以德治国与文学发展”座谈会,探讨文学对“以德治国”可能的贡献。
“以德治国”——官有官德,文有文德。评论家何西来说,作家的人格建设和道德自律,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关键问题。
他认为,作家不应该把自己看成高居群众之上的精神贵族,但也不应该混同一般老百姓,他们毕竟是一个民族专事思考的一部分人。而一个国家的文学史可以概括为她的道德史,今天的美学就是今后的伦理学。
所以,作家邓友梅说,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作家们发扬传统,献身以德治国,本是顺理成章、责无旁贷的事情。
而塑造美好灵魂,先要从作家本身作起。也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祖辈身体力行不可违反的次序。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把毕生精力都用在“道德自我完成”上,写作只是他实践道德责任的一种方式。
邓友梅说,近十几年是他从事文艺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遇到的最好的创作环境,但所创作的作品却不敢说都是好货。
评论家郑伯农批评说,有的作家竟然兴致盎然地写到了大便,称山东某地老乡善于排便,并讲究泄物形状,深以其状如厄瓜多尔香蕉而自豪。
当然,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不会忘记公式化、概念化、文学简单为政治服务的苦头,不想再看到不同的人同唱一个调子。“我重视深厚思想哲理、政治内涵的文学巨著,但不排斥娱乐消闲的轻松之作。”邓友梅说,“只是我不能习惯于对某些缺德而不犯法的邪恶之作视而不见”。“有的文章,从法治角度讲,还不算犯法,但以德治观点衡量,真的缺德。”
他建议,在“以德治国”的大潮前,中国的文学界不妨在“以德治文”上作点实验,有些事可否从舆论上予以监督,从道德上予以规范?比如给孩子看的书,起码要叫他们读懂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读后愿意学好而不愿意当坏人。供成人阅读的休闲读物,不管怎么异想天开,调笑取乐,也以不违背惩恶扬善为佳,有益于世道人心更好。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也在座谈会上讲话。他倡导中国的作家们身体力行地贯彻“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向生活学习,向人民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更好地肩负起“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神圣使命,为人民奉献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如果作家们在充分享受创作自由的同时又能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也许是最理想的境界。这样中国文学将可能在‘以德治国’大业中作出更大贡献”。
——邓友梅这么说,与会的数十名各个年龄段的作家、评论家对此深表赞同。(中新社记者王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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