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软件业“钱程”远大?

　　“别忘了，我们的出生是软件企业。软件这一块的利润将逐步显山露水。”当DOT COM的激情逐步湮灭，王志东与丁磊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不约而同地开始强调自己的软件技术背景。曾经当作包袱一样抛弃的软件标签重新被张扬起来。

　　“.com故事老生常谈便不够新鲜热辣，国外投资人对看不到未来钱景的新经济也会变得没有耐心。但软件产业不一样，因为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赢利模式。”创智科技董事长丁亮说，这或许便是网络公司竞相标榜自己软件出身的原因。

　　软件业的故事确实颇有嚼头。根据CCID赛迪资讯顾问公司的调查，2000年的中国软件市场全年软件销售总额达到230亿元，而专家预计2001年中国软件的市场规模将达到303亿元。数字很枯燥，但数字中所透露出的财富却足以点燃资本市场、海内外软件厂商们的欲望。

　　资本替科技买单

　　号称国内最大的独立软件厂商、用友软件董事长王文京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在一些大客户那里，同时和用友一起去下单的，往往可以同时见到SAP、CA等国际顶级公司。对于王文京而言，高兴的是自己可以与国际大鳄同台竞争，担心的是用友凭什么胜出?

　　“上市能够带给用友一个历史性的推动力，带给我们可以投入产业发展的足够资金，提升国际竞争能力。”思考到豁然开朗处，王文京将用友定位于现代科技和现代金融的完美结合。在王文京眼里技术已不是问题，他迫切需要的是解决资金桎梏。所以上市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由之路。

　　2月份金蝶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尽管股价持续下滑，但却为其实施国际化战略解决了资金难题，一跃成为中国软件企业的巨擎。国产软件业的内联外引已经成了一种趋势，长春兰宝收购赛百威、东大收购金算盘，与金蝶平分国内财务软件天下的用友软件及金山软件、瑞星公司、实达铭泰等厂商也憋足了劲蓄势进军国内主板或创业板。

　　“资金、人才、国际化的三位一体是软件厂商的发展命脉。对于高科技公司来说，资金问题始终是企业发展的最大问题，所谓的国际化进程，首先要建立在雄厚资金实力的基础上，对于人才的吸引力也走不出资本圆圈”——科技有时也需要资本买单，早在1998年便率先使创智借壳上市的丁亮深谙其中滋味。

　　对于国内多达10000家以上的软件企业而言，大部分为中小企业，尽管也形成了少数有一定规模和市场竞争力的软件企业集团，如北大方正、创智、中软总公司、用友、托普、东大阿尔派等，但软件企业上市的充其量只有十来家。

　　欲称雄软件市场，先玩转资本市场。那些成长性好、具有一定规模和优质产品的软件企业也许还有机会涉足国内的主板或二板市场，更多的中小型企业则需吸引风险投资、重新搭建企业的构架并增强实力，才能一路顺风地搭上股市的资本快车。而小的软件厂商势必无法建立起自己的产品及市场优势，被海外软件大鳄及资本市场场催生的国内巨头所吞并。

　　盗版背后的无能

　　没有资本垫底势必成不了大事，但资本毕竟不是万能油，对于发展中的国内软件产业而言，待补的课待完善的机制实在太多。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顾长江先生介绍说，缺乏核心技术和资金投入、软件盗版严重、缺乏先进的管理营销经验、国外企业的强有力竞争是目前中国软件企业发展的不利因素。软件业多年来处于一种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研发出来的产品很难得到大规模的推广，软件产业还远未成熟。

　　盗版问题一度被认为是软件产业发展的硬伤，使中国的软件业“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按照连邦老总李儒雄的说法，以95%的盗版率计算，中国软件企业每年在盗版上的损失就达200亿元以上。

　　但也有人对此种说法不以为然。天下网总经理高春辉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软件从生产到销售分为几个环节，从研发、生产、推广、销售到服务，包括媒体在内，我们都将目光集中在盗版的销售过程中，却忽略了产品的最终授权服务，这种国内软件企业通行的短视行为，使很多正版用户在花了正版的钱却享受不到正版服务的情况下，转而购买盗版。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国际化是一种无聊之举，因为国际化代表着长期行为。”

　　“与海外对手相比，国内软件企业以低成本、低价格来赢得市场的空间将越来越小。WTO以后，一旦海外厂商摧枯拉朽般大规模进入，我们将变成束手无策的待宰羔羊，所谓的本地化优势没有核心技术的支撑将成为一纸空言，创智投入研发的经费在国内算高的，大约在4000万元左右，而微软公司一年的研发经费高达二十多亿，这就是差距。”丁亮说。

　　国产软件患了“恐印症”

　　中国男足有“恐韩症”，而中国软件却有典型的“恐印症”。用比尔·盖茨的话说就是，“亚洲IT业未来的发展中心必将在印度”——中国软件业要冲出亚洲，首先要干掉印度。

　　网上经常有人对印度软件开骂。称其开发的软件商业化包装程度高，体系架构非常清晰，但打开具体的代码却冗长，技术程度并不咋样。这好像是个不争的事实，在圈子里你问谁，谁都会说中国的软件技术开发人才实力比印度强，但落到具体的业绩上，差距何止一大截——1999年印度的软件产值达到69亿美元，而同期中国的软件产值是22亿美元。印度软件业繁荣是因为它的出口，已经成了美国之外最大的软件出口国。而中国软件业出口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与印度软件业比较，大体上中国不乏人才，但缺乏的是与国际软件市场接轨的策略及更到位的政府支持。企业本身的问题在于研发缺乏核心技术，技术管理水平低，软件产品定位狭窄。”蓝点软件董事长康哲对记者说，“印度的技术管理水平、市场国际化程度、员工素质，诸如英语沟通能力、源于专注的团队合作精神等都比中国软件公司强。”

　　“归根结底还是国际化的问题，如果将国内的软件企业比喻成游兵散勇式的手工作坊，那么印度则是流水作业的正规军，因为这种原因，同样的一单软件工程，我们的能拿到的价格比印度要低到30%以上。”丁亮对此深有感触。

　　根据中国软件工业协会统计，目前97%的中国软件公司员工不超过200人，开发管理模式还仅限于小型项目。而印度约有28万软件工程师，平均每个企业280人，而中国仅仅有大约10万软件开发人员，却分布在5000多个企业里。

　　中国包括金蝶的徐少春、用友的王文京、四通的王志东、金山的裘伯君等软件精英身上多少都带有“个人英雄”的痕迹。如果说早期中国软件业的发展需要这些英雄们的呐喊与布道，那么进入国际化轨迹的前提便是英雄模式的自我灭亡，融入软件工程管理的专家模式。

　　国际化与CMM论证

　　中国软件产业奢谈国际化，不能不提CMM软件工程标准认证。就像是ISO 9000系列标准一样，这是中国软件企业迈入国际化门槛的必经之路。

　　CMM全称“软件能力成熟模型”，是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软件工程院用来评估软件生产质量保证的模式。CMM共分五级，每一级都定义了达到该级标准所需每个关键过程应该达到的水平，并针对每一关键过程作出推荐性的具体方法。

　　目前中国唯有摩托罗拉中国软件中心顺利通过了CMM五级论证，而负责这个项目的摩托罗拉亚太区研发中心主任李启煊却被丁亮挖了过来，空降成创智的执行副总裁兼CTO及创智电信的总裁。

　　传说中吴士宏在TCL的年薪是300万元，谭智到8848的年薪是400万元，“李启煊到创智的年薪肯定要高于他们，我们的技术研发人员的薪水也平均高于印度软件技术人员的水准”。对于创智而言，丁亮通过“借壳上市”使企业步入了规模化发展轨道，而下一步便是解决国际化的难题。“全球软件市场是个2万亿美元的大市场，创智只有走上国际化的道路才能有更大的市场。所以我们现在的一系列动作，包括产品开发、管理队伍、技术结合都将走这条道路”。

　　在国际化这条道上，创智已经走了很远。丁亮投资数亿元将开发基地设在长沙，并先后在北京、深圳等地建立了多点协同的高级研发机构——创智研究院，吸引了不少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在业界的影响不亚于微软中国研究院等外企的大研究院，并建立日本创智株式会社，美国创智公司两家海外机构，对于丁亮而言，“做中国的Oracle不是目标，但2003年肯定要成为国内最高水平的软件公司。”

　　丁亮很聪明，他看到了WTO进入中国后软件产业的未来，“海外软件大鳄留给我们最多只有两、三年的时间，如果我们还不能走出去迎头狙击，那么只有等待死亡。”

　　WTO引发的当然不只是“狼来了”的恐慌，也有机遇，康哲相信“WTO也会有很好的正面影响。可以帮助中国IT业进入国际大循环。像三来一补般，做OUT SOURCING编程外包业务的企业如果能把握机会，与国外IT企业合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培养起一批国际化的种子企业和优秀管理人才。随着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找准市场之后，便有资格与国际软件企业站到同一起跑线上一起竞争。”

　　“中国软件产业刚刚站到发展的起跑线上，各种资源还有待整合，企业和政府还需要做更大的努力。”(文—李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