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广线的历史漫长复杂，最辉煌的一段无疑要算改革开放这20年了，无论是记录下中国人还是京广线这20年的历史，下面这15个词汇是绝不可遗漏的，因为它们，京广线隐秘的社会文化内涵，被有趣地揭示了出来。

　　倒爷

　　前两天看《参考消息》，说俄罗斯的倒爷数量只有全盛时期的1/10，但经营额仍达其国家预算的1/3。

　　中国的倒爷大概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吧，但沿着京广线把广州的港衫、牛仔裤、波鞋、一次性打火机、冷饮机、塑料花、小摆设等等倒到北方广阔天地的爷们，对中国当代百姓生活史的贡献并不次于俄罗斯的同行，更不次于那些20多年来在几同垃圾的“重要文件”中摸爬滚打、动不动就有“重要指示”的“冒号”们。他们示范了一个真理：中国人完全可以不靠单位和组织就过上幸福的生活；还佐证了一个事实：听说连猫肉、猴肉都吃的广东人一改革开放果然“先富起来”，这是比什么“凡是”都有说服力的。过了好多年，倒爷们当年的成果如今改称“第一桶金”，李晓华则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他比你先“倒”。

　　生猛海鲜，日日空运

　　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化，梁实秋笔下的饭馆，门口是一个肩上搭着白毛巾、满脸堆笑，只等替客人抹桌沏茶的的小厮。回忆起来，总叫想起一提长袍、昂首阔步跨过酒家高高的木头门槛的旧时代大爷。今天的酒店，门口照例有一个或大或小的玻璃柜，生猛海鲜们睁着无知的眼睛，打量着进进出出的红男绿女，它们搞不清楚为何中国人指着自己会有那么异样的眼神和那么颐指气使的派头。

　　当广东人的这一作派沿着京广线以比口蹄疫更快的速度传到燕赵之地时，曾经以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宣示自己豪爽的北方人发现自己的钱包在那个贴着“日日空运”的玩意面前显得是那样的瘪。20多年以来，南方文化的要素以空前的经济力量为基础横扫北方，“生猛海鲜”作为开路先锋功不可没，它带去的除了稀罕的美味外，从根本上讲，其实是一次生活方式上的革命。当人们一边吃着生猛海鲜一边用湿纸巾擦手、用小盅饮茶的时候，中国人的生活不知不觉讲究了起来。

　　民工潮

　　历史是最生动的，100年前，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为了一块肥得流油的黑土地，从山东、山西、河北等地蜂拥奔向东北；今天，同样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奔向东南寻找在故乡看不到的希望。有意思的是，当年，闯关东的汉子们经常被人赶回老家，因为皇帝说那是他家的“龙兴之地”，老百姓去多了，会坏风水；今天南下打工的男女也经常面临被赶回家的危险，理由是他们抢了当地人的饭碗，甚至是“治安隐患”。

　　然而，“潮”者，不可阻挡也，自1986年，有“民工潮”一说开始，光是京广线搬运的南下打工者，据不完全估计，15年来至少在2亿人数以上。京广线的南北早已经形成了社会学上所说的经济和文化的落差，把京广线的列车坐得水泄不通的民工兄弟们，一要把中国铁路弄成世界上生意最好做的铁路，二要为缩小吴敬琏们忧心不已的基尼指数做贡献，真正的任重而道远。

　　广货北伐

　　“破归破，上海货”，曾几何时，上海货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范思哲”，但80年代以后，上海华山路服装一条街被来自广东的服装占领了，先留大鬓角、后烫大背头的上海小贩告诉你，这是最时髦的。不惟上海如此，京广沿线每一个城市的人们都被广货塑造着形象；也不惟广东服装流行，连北方人吃了多年的月饼都被“异化”为所谓的“广式”。

　　广货是香港产品的拙劣翻版，但它所定义的“好”迥异于北方过去厚重、笨拙、小农性的消费理念，于是，结合观念的变化，在广货的冲击波前，中国的舆论甚至有了批评北方、乃至南方之外一切地方一切事物的新参照系。其它地方与广东的差距没有以前那么大了，但就其影响力而言却鲜有能与广货相比。最近几年来，随着许多跨国公司知名品牌选择以广东为生产基地，广货附着的时代感和其它一些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东西更甚往日，这不，家门口的小店都不卖“酱油”，全卖“生抽”了。

　　业余华侨

　　中国历史上，跟京广线作用差不多的交通线是大运河。遥想隋唐，大运河把扬州美女的行头、扬州富豪的派头一路传向西安、洛阳，可是传播总归有些失真，杨广只好亲自跑到扬州看扬州人的风流。北京(北方)的业余华侨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拎着双卡收录机点缀宫墙和城楼时，也饱受从京广线的另一端来的信息时常缺失之苦，想象和自我创造便成为向一种新生文化靠拢的武器，阳伞和模仿张瑜的连衣裙恐怕能令今天的中年男女想起些什么吧。今天看来，业余华侨跟拿“金利来”和“皮尔卡丹”当“白领”标志的人是一样的：是个性较不自锁的国人在条件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向外面的世界看齐的表现，你可以宽容地认为这绝对是健康的心态。

　　港商

　　改革开放之后到深圳投资的第一个香港商人现在是全国政协委员，他在深圳买了块地，推土机推平以后，就开始在香港卖楼花了——20年后，深圳的第一批管理人员讲起他，还是满怀感激他的启蒙作用。可我们这里说的港商不是指他们，而是业余华侨的继任者，他们通常戴着茶色眼镜，很大的衬衫领子翻在西服外面，三节头的皮鞋，会说“唔知”、“搞惦”之类，那时的文艺作品经常描写他们欺骗那些向往外面世界精彩、又涉世不深的小女子，可是并没有分析“港商”何以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更没有分析“港商”何以沿着京广线走到北京街头——“二子”陈佩斯在“夕照街”上与“港商”的冲突，写照了主流文化正遭受异质因素侵蚀的一段历史，但异质因素就像我们细胞内的线粒体一样，没有它们的侵入，我们就无法进化，在这个意义上，“港商”跟今天的“哈韩族”、“哈日族”并无什么不同。

　　雅马哈鱼档

　　用文艺作品表现城市中的“另类”生活，电影《雅马哈鱼档》绝对有“原创”意义——一个开鱼档自谋生活的青年，偶尔也会把过量面粉揣进鱼肉，可是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会很莫名地忧伤，他有一把几乎是非正统青年标志的吉他(广州“红棉”?)，还有绝不像小家碧玉般害羞、而时常莫名生气的女友，他知性而狂野，粗糙而温柔，他们不谈比骑YAMAHA125兜风更崇高的理想——当时其中的“酷”指数绝不亚于今天谢霆锋的双手一拢长发，京广线立即像电缆一样，把其中的心灵骚动传给了另一端，北京(北方)青年生活的解构和重塑史中，应该有雅马哈鱼档留下的印痕吧。

　　小香港

　　有一个时候，报纸曾经正儿八经地讨论过，把哈尔滨叫“东方小巴黎”是否合适，当时，压倒性的意见是：哈尔滨就是哈尔滨，叫“东方小巴黎”是没有民族自信心的表现；还有人满怀豪情地说，哈尔滨将来一定会超过巴黎！无知而无畏。

　　其实，80年代的“小香港”指的是许多内地城市专门兜售港货(其实为广州货)的小商品街，那些在“小香港”开店设摊的个体户成了中国城市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当年他们大包小包从广州高第街上扛回来的都是些稀罕货，只是近20年过去了，形形色色的“小香港”都不可挽回地败落了(不少被房地产商开发掉了)！就像它们克隆的样板广州高第街风光不再一样，不为别的只是档次太底了。

　　外来妹

　　在社会急剧变迁的时候，用某一个专有名词界定某一个人群是很容易犯错误的，比如“万元户”，现在在京广线的两头，再这样称呼人，等于说人家穷了。当广东人最早用这个词称呼那些脸庞被乡野之风吹得红彤彤的内地打工女时，混合着

　　他们先富起来的自豪和对外来者的不够尊重。然而，就像今天的国人并不因为美国大使馆、领事馆的工作人员经常有意无意地给他们脸色看仍然排队签证一样，外来妹们也并不因为京广线的拥挤和广州火车站的恐怖就放弃寻梦之旅。20年过去，“打工妹”似乎已经成了那些新来者、从事低报酬劳动密集性职业的农村女子的代名词，而跟她们一样来路、但可以“揸靓车”的同类已经改叫“白领丽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变迁”。

　　特区

　　特区要不要搞?搞特区好不好?在特区生活的人答案只有一个。可是中国就有一种怪人，他不在特区，偏偏要替特区操心。一个据说曾经放过马的人，认为特区青年在金钱(也叫资本、资金、基金、M0、M1、M2，看什么人在说什么事)的洪流中有迷失自我的危险；还有一个人，你要翻90年、91年的《新华文摘》，经常看到他的头条文章，谈特区的姓社姓资问题的。这些人跟当年那些在香港用高倍望远镜看深圳惨状的人意识形态其实不一样，但他们似乎更乐意看到深圳继续纯洁得一穷二白。

　　好在就像当年的陕甘宁特区，尽管不停地有人“唱衰”，有志者仍然自北、东、西向南如潮涌至。从城市学的角度讲，特区其实就是人为造成的经济、观念、生活方式的高能量辐射中心，京广线及类似的东西是广阔的地理和文化空间中传递辐射能量的管道。所以，就像当年青年人在陕甘宁特区看到一种新的社会雏形一样，京广线北端来的人在特区看到了中国崭新的未来。

　　发廊

　　还有一个相关的词叫“发廊妹”。汉语语词的复杂表达功能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跟这两个词在地理和时间向度上相对的也有两个词：理发店，理发师傅。“廊”者，曲折幽暗谓之也，现在理发的地方、特别是自称有美容师发型师的好像就这样；“店”者，给人的印象就是《今天我休息》里的马天民义务帮人理发的那种窗明几净、简单朴素的所在。

　　“发廊妹”什么概念?印象中就是化妆通常画得很不自然、嘴唇红艳欲滴、还染发的那种，“理发师傅”，头发花白、憨态可掬、胖胖的五六十岁老头。“发廊”取代理发店，是京广线南端把世俗、市井的消费主义理念传染给北端的另一证据——异性在剪头发之外施展功夫说明理发可以附着其它的功能。不过，有人认为“发廊”取代理发店是色情服务泛滥的原因之一，我是不能同意的——据说，有的地方的嫖客对持有大学学生证的格外加倍付钱，你不能怪学校发学生证吧！

　　朝发夕至

　　距离产生美，这是老话，其实，空间也是中国式感情产生的温床，“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留给情感无限的回旋余地；要是李白能坐飞机两小时赶到扬州见他的朋友，这诗简直是无病呻吟。京广线初成之时，从北京到广州要个把星期，当时的文人还能写篇“平汉线纪行”之类；20年前，得三天两夜，漫长的时间赋予空间以巨大感，所谓“南国”、“北国”，还真是叫人感慨。

　　可是，现在有人准备“朝发夕至”，一天之内，从“风萧萧兮易水寒”到脱光棉衣搽防晒霜，京广线将怎样浓缩空间及其承载的内容?我们谈论世界经济格局，经常用“南北问题”来形容；在中国，经济格局除“东西问题”外，也存在“南北问题”，只不过是南富而北穷。朝发夕至在京广线实现，将有助于减少外部世界的最新信息向内地传播时常见的耗散，从而增加中国经济地理的平衡度，果其如此，也算是对百万雄师过大江的一种富有历史意味的反馈吧。

　　小北京

　　这倒不是“小香港”的意思，中国罕有自称“小北京”的，一则因为北京实在太伟大，二则北京没有可比性——王宝森折腾百多亿，换个城市早趴下了，可北京照样大兴土木。这“小北京”是说某种北京人的，“北京人什么都敢说”这一形象的形成跟他们大有关系，他们啥都懂，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议题和美国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运作规则，三二百万美元的合同，那得看他们有没有心情做，广州、深圳那破地方，叫他们去干市长，也没啥干不来的。

　　像上海男人那样，四五十岁，在酒店里干服务生还干得来劲，把咱男人的份都丢光了——你说也奇怪，京广线早就改变沿途的人文生态，北京城里也触目可见京广线南端的信息，可是皇城文化的顽固层面和外来文化的皮相层面竟然结合成“小北京”这种怪胎，这让我觉得有人担心克隆人体可能造成广泛畸形不无道理——也许北京古老的基因中确实还存在叫人不放心的“节点”——说它落后于珠江三角洲，它有道理；现在又被上海远远甩在后面，它还是有道理。北京需要学习，更需要讲求学习的方法。

　　春运

　　自从王安石发明“保甲法”以后，中国文化的活力就开始减退，以至被西方赶上并超过，原因无它，有了户口制度，老百姓就只能守穷。这20来年，中国的老百姓重新演绎了一个真理：树挪死，人挪活。春运一方面就是因应“人挪活”的需要而出现的，它不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横向流动，而且使老百姓获得改变自己人生命运和社会地位的契机，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中国与城市中国、落后中国与先进中国、南方中国与北方中国并存的二元中国结构，这正是改革开发的宗旨之一，这么说，挤破京广线列车的春运是好事。

　　另一方面，现代解构传统，沿着京广线北上的南方因素是现代的一种，但它无法改变中国人对亲情和人伦的依归，数以亿计的国人在京广线上追求人生理想的同时也通过京广线慰籍倚门盼着游子回归的白发父母的心，这么说，让铁路不堪重负的春运也是好事。可是，中国说好事多磨，这简直是哲学性的总结——借着好事大发其财还连天叫苦说客流太猛害得他们天天加班把买了票的旅客丢下还不道歉赔偿的有之，一本正经叫各地农民兄弟不要盲目出发自以为民粹主义得不行的“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士”有之——当年美国人西部寻梦时这种事比较少，是否可供我们借鉴呢?

　　南巡

　　广东有个经济学家叫卓炯，今天，不要说京广线北端的人，就是他老家，恐怕知道的人也不会太多，可是，他在60年代就提出社会主义要搞商品经济，80年代一开始，大家(小平同志除外)还在讨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时候，他已经谈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1987年(?)他老人家去世之前，谈的是劳动力可以不可以成为商品、生产要素可以不可以获得报酬。看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说的研究，并非一个人的功劳。但要论使市场经济理论成为中国人在新时代的行动指南，小平南巡的历史功绩是前无古人的。

　　有意思的是，1924年，孙中山先生从广东北上，向全中国传播了国民革命的真理；80年后，小平同志南巡，到广东等地，为10多亿在教条的意识形态争论中迷惘的中国人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南与北，北与南，历史的光影似乎在刹那间回转重放，而中国人已经走过一个世纪。京广线在提速，中国历史的车轮也在提速，南北东西涌动着一个民族要复兴祖先光荣的冲动，这是一个伟人南巡激发的春潮。(文—桑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