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京广：谁更有机会?

　　镜头一：2001年2月，北京海淀区北方交通大学电信工程专业毕业生宿舍，一女生正往家中打电话，和父母商量毕业后的工作走向，她告诉父母，目前有两家单位有意录用她，一是深圳的一家电子公司，二是新成立的铁通公司，在北京。父母的意见倾向于后者，首先是专业对口，而且通讯行业也很好。女儿的意见则有意去深圳，她的理由是：深圳环境好，人才多，有发展的机会，她计划到深圳后在专业上有突破。

　　镜头二：2001年3月，长沙开往武汉的火车行驶在京广线上，台湾明基公司的一名销售人员从长沙出差回武汉，明基公司在内地的总部设在苏州，武汉是分公司。他对自己在武汉的工作觉得很累，因为业务太好，但他想去苏州，做电脑他觉得在苏州比较好。“哪里的氛围好。”他说。

　　他拿起手机和同事通话：“什么时候去总部看看?争取个培训机会嘛!”

　　镜头三：2001年3月，武汉武昌。

　　一辆的士驶过美丽的东湖，司机口若悬河：你们看旁边这幢红色的房子漂不漂亮?施振荣住这里!施振荣是谁?台湾宏基电脑的老板!

　　汉口，汉正街。

　　街头摊多人少，推着小车卖小吃的比卖衣服的热闹，广货巷的武汉人张老板怨声载道：生意不好做，钱不好赚，外地人抢生意的太多，买衣服的太少，你们采访这里有什么意思?武昌的光谷多好，大人物都去，你们去那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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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科技席卷了我们。

　　在去年成都市委书记、市长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不约而同地强调了高新技术在成都未来发展进程中将受到的高度重视，并市长王荣轩提及几家软件企业老总的名字，熟悉得恍若自家人。在两位地方官的口中，成都的高新产业承负了改变成都现有产业格局、带领成都摆脱所谓“农耕文化”形象的重担。

　　无独有偶，此次我们自南向北的京广线之行，听得最多的词竟然是“高科技”，无论是南北各大中城市的行政长官们还是不同行业的专业人士都对高新科技其情殷殷，仅以“光谷”这个概念为例，希冀夺得“中国光谷”这项头衔的三修重要城市(长春、武汉、广州)中就有两个嵌在京广线上，它们在这一技术及政策领域内的优势，已使无锡、重庆、西安、上海浦东等地只能把光谷的概念打在未来城市的名片上。

　　近二十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经历两次调整：上世纪的1982年，我国产业重点从重化工业转向轻纺工业；到1995年之后，轻纺工业出现饱和，产业拉动力急速下降，市场呈现买方主导的局面，此时，中国的产业格局面临再次调整。

　　经济学家、中山大学教授王-认为，“市场拉动力下降后，迫切需要产业结构创新，形成新的发展潜能。政府行为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修筑公路、建筑桥梁、铺设光电缆，但这种需求是有限的，最终还是要落实到高科技，落实到电子信息业。”

　　产业的重新调整对所有的地区城市而言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对于二十年来发展

　　快速的沿海地区而言，抓住产业调整的机会将更加巩固自己的本钱，并更加明晰地区定位。而对于传统重化工业为主背负历史包袱的一些内地城市而言，新的产业调整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重塑城市形象的契机。

　　问题只在于，谁更加有机会?

　　从广州到长沙，从长沙到武汉，从武汉到郑州，从郑州到北京，记者沿京广线由南而北溯。这是在中国经济建设史上最重要的一条铁路，尤其是两端的北京、广州，其地位尤其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沿线这几座城市都在试图进行高新技术产业的开拓，京广线真的还可能是“国民经济大动脉”吗?

　　南端：广东正在经受的考验

　　也许许多人会把注意的焦点放在广东和北京两地上，广东有极强的市场资源和娴熟的市场技巧，北京有中关村的人才积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人把心目中的龙头位置给了这两个地区。

　　广东人向来不善作秀，但使暗劲的力量却很大。今年四五月，当各地都在喊着建“光谷”，推出一系列计划以吸引公众注意时，广州已经在3月就和著名的朗讯科技公司签约，双方共同投资120亿元建“广东光谷”，这是典型的广东作风：做了再说。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胡耀珑透露，广州要在五到十年时间内将“广东光谷”建为高速发展的光电子产业带。广州科学城内，基础设施配套基本上已经完成，到目前为止，已经有金鹏电子集团的2亿元资金、西门子公司的1500万美元资金、加拿大北方电讯公司的2500万美元资金、香港中信泰富集团的1500万美元资金注入广东光谷。海外客商的强大阵容是广东光谷最有力的招牌，这一点不能不归结到广州的经济活力和多年积淀的市场技巧。

　　广州的口号是：广东光谷要做5000亿的大生意。

　　然而，当人们的目光投向广东时，谈到高新技术研发和生产更多的是提及深圳和东莞。

　　深圳是中国第一个科技工业园区创立之地，而且是远在16年前的1985年。三年后，中关村科技园区才正式成立。深圳向来号称全国最年轻的城市，这里是年轻人才最向往的地方，仅在去年1-9月，就有102名留学人员回国到深圳创业，尽管深圳缺乏名牌大学，缺乏科研中心，但深圳良好的融资环境、宽松的政策环境、明晰的产权结构，对人才的重视以及毗邻香港且周边地区的富庶发达，都给科技成果产业化提供了极好的条件。有一个数字可以说明问题：在1999年，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产值高达740亿元。深圳已经毫无疑问成为全国最大的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同时也是亚洲最大的电子产业配套基地。

　　“我一向认为中国的硅谷不可能在其它地方，只可能在深圳。”香港润迅通信公司主席侯东迎坚持认为，“硅谷的成功主要在于他的创新精神，全国没有哪一个地方在这一点上比得过深圳，它的机制提供的活力是无穷的。”中山大学教授王-把美国硅谷的成功归纳为“西部牛仔精神的胜利”。他同样认为，广东在这方

　　面领先一筹。

　　同样引起注意的也许还有东莞，一直有传言说东莞将并入深圳，倘若此说成立，深圳在高新科技方面的发展无疑会如虎添翼。

　　东莞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形成了亚洲规模最大的信息电子生意基地，走在东莞各个镇的街头，不经意就会听到一句闽南口音的普通话。台湾人在近两年大量涌入东莞，他们多带来电子配件的生产技术。

　　在多年经营下，深圳、东莞一带已经形成完整的生产体系，有人打比方，以东莞为中心，在1个半钟头的车程范围内，就可以找到组装一部电脑所需的所有配件。这一靠岁月累积起来的经验，是其它地区难以匹敌的。

　　但是，广东的弱势也在一步步彰显。

　　靠“三来一补”发展起来的广东经济困囿于农动密集型的特点，对于高新技术产业最终走向技术密集的需求难于满足。在东莞长安镇，一位从北京过来准备求职而最终放弃的硕士研究生对记者说，东莞就像一个大工厂，挣挣钱还行，但要搞技术研究，条件不够好。他准备去深圳看看，还准备上江浙一带走走。

　　“东莞的缺点不仅是技术、人才缺乏，而且因为是农村地区，地方管理人员的素质也有待提高。”到广东已经一年的台商吴泉顺有些抱怨。

　　传统制造业带给广东一度的繁荣，但核心技术的缺乏也增加广东在高新技术领域的障碍。

　　“这有什么关系呢?美国的学术中心基本上都在东部，这并不影响西部出现硅谷，关键的是环境的灵活度有多大。广东的灵活是因为其它地方无法相比的。”润迅主席侯东迎说。侯主席的这番话很表明他对广东市场由来已久的倚重甚至偏爱，这位有着极深技术背景的市场专家何尝不知道美国西部大学在电子信息科技方面的优势，已远远超越过东部，但他更为看重的显然是市场环境——这是广东二十多年来打造的其它地方无法比拟的优势。

　　北端：很多人低估了旧体制的力量

　　相比之下，北京在科研上的积淀显示出了优势，在中关村方圆100公里范围内，拥有北大、清华等73所高等学府和200多个科研机构，这里密集了中国最顶尖的人才，就像有人开玩笑称在纽约曼哈顿一块广告牌掉下来砸到十个人有七个人是金融奇才一样。在中关村，这个比例同样能够玩笑地说明人才盛况：砸到的十个人中，有七个人是名校才子。

　　这些北京足以炫耀的资本十多年前虽然早就在那儿搁着，却发挥不了多大作用。“那是一个提倡探索和推重实施的时代，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旧体制转化的可能性问题，所以远在京广线尾端且得港澳地利的广东省在一系列优惠政策下迅速崛起，你不可能想象会在皇城根下搞深圳那样的实验。”华东师大区域经济研究中心的周可瑜博士说得很清楚，“现在市场培育得很出色的广东因在高新技术的研发方面后劲不足，因而整体发展受到制约，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心很自然向京、沪转移。”

　　科技实力成为新一轮城市角力的王牌。

　　全球第二大软件企业Oracle在九个月前把在中国的总部正式定在了北京，这在最近几年几乎成为一种现象。世界级企业，尤其是顶尖的IT企业在进入中国后，都不约而同把总部设在了北京，甚至一些早年总在广州的，也随大流而北上。与依然汹涌的南下民工潮相比，北上的科技精英选择了去中关打工实验室，至少也是微软中国研究院——因为，这在北京的确很容易做到。

　　“北京的人才非常集中，而且，在北京做得到的事，在中国其它地区难度也就不大了。”Oracle中国区总裁胡伯林说。虽然在2001年3月，Oracle全球首席执行官拉里·艾里森在来中国商务出差时只在上海逗留了一天，而且Oracle的大部分客户也集中在上海，但这丝毫不影响Oracle把决策中心定在了北京。

　　更重要的是，许多归国留学人员在中关村看到了美国硅谷的作派，这里洋溢着硅谷踏实的工作态度和创业之风，世界市场的各路信息以最快速度到达这里。决定策略之前，在中关村也能找到非常多的知己进行思想的碰撞。在中关村的小饭馆里，偶然就会碰到几个某公司的C什么O坐在一起喝酒谈事儿。

　　曾经在中关村里呆过五年的一位留学生用一句话描绘中关村：“那里充满了激情。”

　　但仅有激情显然是不够的。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前几年有一位记者写了一本关于中关村50人一类主题的书，其中当然地提到了联想的柳传志等人，但即刻就有传言说，以柳传志为代表的几个人不乐意别人把自己和中关村扯上关系。

　　这里面的原因我们无意去考究，单从现象上去考察，仅以方正集团为例，这是一家典型的中关村企业，虽然无可否认方正已经成就了品牌地位，但其过程中方正经历的曲折也是公众有目共睹的：方正集团内部人员大换血过于频繁，方正内部缺乏管理的争议不绝于耳，方正形象的大转机倒是来源于旗下的方正科技。有意思的是，执掌方正科技的祝剑秋并非出身中关村。

　　在弥漫学院之风的中关村同样地也弥漫着旧有体制下的管理思维。“北京的市场必须要进，必须要在哪里得到认可，但做事还是回到广东比较好。”广东人侯东迎嘴上这么说，但心里可能想的是：如果把北京强大的研发力量和广东的市场优势结合起来，岂不是两全其美之事。——其实，谁都知道这在目前条件下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选择成了一件艰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