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从对香港开放到对世界开放

　　毫无疑问，北京和广州是京广线的两个制高点，也是中国现今经济格局中非常重要的两极。

　　粤汉线的全线贯通比京汉线晚了整整三十年，京广线南段的电气化也比京广线北段晚了整整三十年，但在近代史上，广州的对外开放向来早于北京，并经常扮演着“报春花的历史角色”(王志纲语)。

　　尽管1986年第一次从北京来广州就是坐飞机，此后的14年也没坐过火车，但这并不影响原新华社资深记者王志纲对京广线两极的思考。他认为京广线不单纯是一条铁路线，而是一个思考的坐标，他有趣地对比北京人和广州人：北京人政治觉悟强，人人可以当总理；广州人经商头脑发达，人人可以做经理；北京人把生意当成官来做，广州人把官当做生意来做；北京人是天桥把式光说不练，广州人务实能干实践性强。——其实，王志纲描述的基本上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京广两地的观念差异，但在今天未必适宜，甚至可以说有些过时了。

　　80年代初，广东走在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但当时与其说是对外开放，准确地不如说是对香港开放。深圳特区的设立固然是出于国家政策试验的考虑，但未尝

　　没有它接壤香港的外因。广东“四小虎”当时多是“三来一补”性质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基本上无技术和品牌可言，对港商和侨商来说是前店后面的厂，但在客观上首先为广东带来了市场观念上的革命，其次是积聚了人气，积累了原始发展资本和市场经验。在那个行将而仍未告别短缺时代的时代，粤菜、粤语、港台流行歌曲与粤货一起悍然北上，称霸全国，一时无两。

　　这扇对香港开放的“南风窗”，对广东和全国来说都很重要。这时，京广线也很重要，它就像一个超级推销员，又像一位经纪人，“代理”了改革开放的市场宣传。

　　1987年，中国第一家肯德基开在北京；1990年，中国第一家麦当劳开在深圳。

　　北京的外资进来得并不晚，但市场欠火候。这个火候没有一味等靠京广线吹来的南风，更多是靠中国逐步开放的政策步伐、首都的优势以及北京自身抓住机遇得来。今天的北京除了保有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在经济上有了新的增长点和主战场，它的旅游业、它的外资引进、它的中关村、它的IT王朝、它的投资千亿于环保为申奥的姿态，都无疑向外界显示了一个信号：中国已经对世界开放。

　　优势不再凸显于京广线。虽然两极的京广超凡脱俗，但京广线上的诸城市并不会比京广线之外的上海、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发展得更好。广东著名IT人杨震霆说：“今天说起京广线，首先想到的是落后。”京广线辉煌于现代史，作用于短缺经济和改革开放年代，今天由盛至衰，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开花全面结果的证明。一条铁路不再能辐射和影响全中国，一条铁路不再能将中国最活跃的经济热点一网打尽。

　　三足鼎立：互联网时代无地理？

　　丁磊很喜欢广州，但他的网站于1999年4月迁往北京扎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如果不北上，很多人敢打赌网易今天绝对进不了中国三大网站，他也成不了网络亿万富翁。光一个嘉里中心就“住”着数十家网站，先进京再进纳斯达克成了必由之路，2000年光4月份就开了三场全国性互联网主题大会，中国IT业的首都除了北京不能在别的地方。杨震霆说：“互联网是真正地由北向南，因为IT业跟媒体的发达直接相关。”

　　创业板在哪里？深圳的舆论造得很响。有种声音认为，主板将集中于上海，创业

　　板设在深圳，北京要成为三板市场，因为中关村的技术交易市场在全国的高科技产业中起着标本示范作用，2001年中关村趁热打铁又推出了《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

　　进入新世纪才1年，许多人注意到了在中国城市经济格局中三个城市的强势崛

　　起：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城市都不是孤立的，北京旁边有环渤海经济圈，上海身处长江三角洲，广州则有珠三角，三城皆是各自区域经济圈的龙头和城市群的中心。也许出于偏见，也许是习惯性地把深圳纳入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经济圈，在很多经济指标上领先全国的深圳很少被单独拎出来与京沪抗衡。把工作室设在深圳的王志纲就说：“(京沪穗)三足鼎立可能是今后中国长时间内的现象。”

　　互联网时代无地理——任何一个城市不再和以往一样，只要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如海港、河流、煤矿以及便利的交通条件就能吸引到投资者，而仅有价格便宜的劳工，也不能完全保证城市走向繁荣。互联网让人们尝到了沟通无极限的甜头，便以为可以城市的发展开始与地域不相干。

　　但这话只对了一半。另一半是，互联网时代在哪里做生意比以前更重要。虽然只要有可靠的能源供应，企业支持服务和适当的税收优惠，有实力的企业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建立虚拟网络市场，但新经济最关键的资源是技术劳动力，没有公司能够在任何地方都吸引到一支强有力的技术人员队伍。互联网时代不是消灭、而是强化了地理因素，并正在重塑城市格局，创造出新的城市中心，淘汰老的工业中心。这对京广线上的城市来说，不是一个利好消息。

　　北京、上海、广州，都有投资者青睐的双重性，既适于居住又利于创业。

　　四不像：喧哗与骚动

　　郑州是京广线上感觉最差的省会城市，按理说陇海线与京广线在此交织，东西合璧，南北贯通，该有大气象才对，可惜没有。南北、东西坐标在此交汇，使郑州更像是人来人往的大码头。郑州火车站的一位工作人员对我们说：“没看见过春节前后这里的壮观场面，就不算来过郑州。”因为现在是三月，我们自然无缘目睹郑州春运的盛况，但我们看到，90年代盛极而衰的亚细亚现在已经一蹶不振，无论商场门前的交叉路口闪着红灯或绿灯，二七商业圈并不比京广线上其它城市更有商业气氛。在谈到郑州未来的发展路径时，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同志说：“我们正在积极探索。”

　　与郑州相比，长沙、武汉似乎已经找准了自己的目标并且已经开始发力冲刺。在不少当地政府官员的意识里，京广线仍然不失为一个很重要的未来发展线索。

　　长沙岳麓山区副区长胡石明说：“从城市规模、城市化水平、经济指标来看，长沙处于全国中等略偏上的位置。”他对长沙的判断暗合了湖南位置——湖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居全国第11位。

　　胡石明还在负责一个新的高校科技园区，吸引了12位湘籍院士在园内创业，还聘了一个在京院士加盟。“历史造就了院士，市场经济要把他们推向前台。”他说。可以看出，长沙这座在某种意义上只有“政治优势”的城市，也试图用高科技来重塑城市自我形象。胡石明称，“我们的基础很好。”

　　长沙打的这张高科技牌灵不灵，现在还是未知数，但这座城市的电视秀做得火爆却是人所共知的。长沙的文化消费从最初的歌厅火爆带动的本土市民文化消费热，到由“电视湘军”现象引发的跨地域轰动效应——以湖南卫视、经视为主力的电视湘军事实上已成为中国电视的一支强大的地方军。而中国电视的三大重镇——央视、湖南卫视、凤凰卫视又恰恰分布在京广一线上。对此，长沙传媒自我评价是“正在逐渐成长为继北京、上海、广州之后的文化消费城市”。但全市七八十家酒吧与上海近五千家比起来，未免太小儿科了。

　　武汉发展光谷，也有赖于院士，湖北有43个院士，其中10个是光电子信息行业的。光谷负责人之一梅松意识到京广线对光谷来说是不够的，而武汉的缺憾之一在于它是不能直航国外的城市，所幸运输上的成本在光电子产品上可以减弱。光谷出台了29条优惠政策来吸引人才与投资，去年吸引博士100多人，使武汉成为留学生创业典型。

　　但也有一些问题不容乐观，去年华中科技大学学光电的学生加在一起有600多名，结果被深圳要了一半走了，武汉留了的不到三分之一。但问题的要害不在这里，“武汉真正的问题是一些大企业、老企业的改造问题，光谷虽好，但短时间不足以形成武汉发展的助力；而且，它跟武汉老百姓关系不大。”《长江日报》的一位记者的这种观点可能有一定的代表性。

　　城市之间的竞争变成了单挑，京广线黯淡了下去，一条铁路不成其为优势了。(文—何树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