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秋，芜湖一中共有15位同学考上清华，出发北上那天，我们一行几个同学用扁担挑着行囊(一只旧木箱，一条麻袋装着棉被)，在南京浦口车站转乘去北京的列车。由于是第一次坐火车，不懂得什么车次和时间，只好在站台的一角傻等。过了近一个小时，一位打听消息的同学突然气喘吁吁地跑来说：“快走！火车快开了！”于是我们赶紧挑起行李向车门口冲去。列车终于抵达首都北京。当我们肩挑行李走出出站口时，首先看到了迎风招展的清华大学校旗和一条写着“热烈欢迎新同学！”的横幅，当时的心情真是激动无比，整晚基本未睡的困倦一扫而光。

　　现在回想起来，五十年代我们这群清华新生真是又穷又土。但是，我们一点也不自惭形秽，也从未被他人所不屑，老师和同学都很友善。而且，正是像我等这类又穷又土的学生，构成了当年清华学子的多数。我们都靠“人民助学金”读完大学，始终不忘党和人民的培育和自己应负的责任，并一辈子保持了艰苦朴素的作风。

　　五年多的大学生活，紧张充实而又丰富多彩。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结下的真诚友谊，更是终生难忘。记得在全班“劳卫制”体育锻炼达标时，我由于人小体弱，投掷手榴弹一项总是不及格，而作为班长竟拖了全班的后腿，思想压力很大。后来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我改练竞走。测试那天，很多同学在操场上为我呐喊加油，并前有“领航”后有“催兵”，终于通过了及格线。到了高年级，同学之间免不了有谈情说爱之事，但都不愿张扬，有一年的元旦晚会，著名电影演员赵联唱了一首陕北民歌，其中有一句是：“人人都说咱们俩个友，到如今还没有拉过一回手”，这可说是当年热恋者在公开场合的写照。在发1两个班60余位同学中，有三对终成眷属，其他几对虽未成功，但也保持着同窗的纯洁友谊。

　　到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们的伙食急转直下，吃的是高粱米或窝窝头，一碗酱油汤加几片菜叶。由于肚里无油则饭量更大，而定量又少，经常吃不饱。但当时我们并未怨天尤人，而是“自己动手”，在宿舍附近的荒野中种南瓜充饥。食堂里也挖来多种野菜。虽然那时的生活非常艰苦，但我们却苦中求乐，可谓“少年不知愁滋味”，精神状态一直乐观向上，甚至还主动地响应号召，降低定量，以支援别人，为国分忧。当然，那时的我们并不懂得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也不会怀疑国家的大政方针是否失误，在现在看来似乎有些幼稚可笑，但我们从未感到吃亏后悔。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美丽的清华园也不是世外桃源。这种经历本身也是一种“财富”，它使我们懂得了：无论是学校还是个人，都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从而也更加珍惜今天这种来之不易的局面。

　　由于我们这一届学生参加政治运动和劳动过多，影响了既定的学业，学校采取了“填平补齐”的措施，学制也因此延长了半年。1961年冬，当我们学成毕业时，国家经济还相当困难。因此，我们班的分配方案留在大中城市的极少，绝大多数都要分到艰苦的边远地区，从黑龙江兴凯湖到海南岛，从内蒙古到广西，可谓天南海北。当时，我们的同学积极响应“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选择志愿时很少出于个人功利的考虑。同学们走上工作岗位后，大都从“爬电线杆子”开始了创业历程。他们得益于母校培养的良好素质，一步步成长为我国电力事业的骨干，全班同学中涌现了一批局长、总工、厂长、所长。在高校工作的也大都是教授。其中，韩英铎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俞家骅官至河南省副省长。可以说，我们发1班的同学都做到了“事业有成，问心无愧”。(孙殷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