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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随着各种媒体关于洛庄汉墓乐器坑、车马坑等出土文物的报道，洛庄汉墓成为世人关注的一个考古热点。
洛庄汉墓考古的主要收获
洛庄汉墓位于山东省章丘市枣园镇洛庄村西约1公里处，1999年6月，村民在土丘附近取土时偶然发现铜器，章丘市博物馆闻讯进行了紧急清理。同年7月，经山东省文物局批准，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考古调查和进一步清理，断定这里是一座大型汉代墓葬，将其称之为“洛庄汉墓”。对这一发现，盗墓分子闻风而动并试图进行盗掘。为了使洛庄汉墓免遭进一步的破坏，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山东大学考古系和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于2000年3月进驻洛庄汉墓工地，开始对其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和墓室外围遗迹的科学发掘，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2000年秋，笔者一行5人应邀前往发掘现场进行了实地考察。
洛庄汉墓历经一年多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收获巨大。择其要而言之，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其一，实施了对洛庄汉墓的全面调查和勘探，确认了洛庄汉墓是一座西汉时期的大型墓葬。其二，通过勘探，基本探明了其主墓室的结构和形制，是一座有东西墓道的“中”字形竖穴木椁墓。其三，环绕墓室发现并发掘陪葬坑和祭祀坑32座，从而对整个墓葬的结构和布局获得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其四，从陪葬坑中发掘出数以千计的文物，其中不乏文物精品和珍品。其五，在墓道东端发现了墓葬建造或埋葬过程中的遗迹。根据墓葬结构和出土文物，初步断定洛庄汉墓是一座西汉初年的诸侯王陵墓。
洛庄汉墓考古的科学价值和意义
洛庄汉墓是迄今发现的年代较早的一座西汉诸侯王墓。秦亡汉兴，汉承秦制，继续实行郡县制，但汉初实际上是郡、国并行，其诸侯王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汉书·诸侯王表》)，并且“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汉书·诸侯王表》)。因此汉初诸侯王陵作为规模仅次于帝陵、结构与帝陵相似的墓葬，是研究汉代埋葬制度尤其是帝王陵墓制度的重要对象。我国汉代的诸侯王墓自20世纪50年代末在河北定县北庄首次发现以来，迄今已经发现诸侯王和王后墓43座，其中年代较早的有河北石家庄小沿村发现的赵景王张耳墓(年代为汉高祖五年，即公元前202年)以及山东临淄大武发现的齐王墓陪葬坑(年代为汉文帝元年，即公元前179年)。洛庄汉墓出土遗物具有西汉初年的特点，发掘者根据陪葬坑中出土的“吕大官印”、“吕内史印”等封泥并结合文献记载推断，墓主人可能是死于公元前186年的吕国第一代王吕台。如果这一推断不误，那么洛庄汉墓是迄今发现的年代仅晚于赵景王张耳墓的一座汉初诸侯王墓，并且是唯一的一座吕姓诸侯王墓。
洛庄汉墓不仅年代早，更重要的是墓葬的全面勘探和陪葬坑的发掘，完整地揭示了其墓葬结构。考古发现表明，西汉时期诸侯王墓在结构上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凿山为洞、因山为藏的崖洞墓，如著名的河北满城中山王墓、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等；第二种是在山坡或平地上深挖竖穴墓坑、坑内构筑木椁的竖穴土石坑木椁墓，如北京大葆台广阳王“黄肠题凑”木椁墓、山东长清双乳山木椁墓等；第三种是在山坡上开挖墓坑并用石头构筑墓室的竖穴石室墓，如广州南越王墓等。根据对洛庄汉墓的地面勘察和初步钻探，可知墓室大致为方形竖穴，深度在15米以上；东西两侧有墓道相连，总体平面呈“中”字形，东西总长170多米，墓上用夯土筑成封土。虽然墓室内部的棺椁结构尚不得而知，但就墓室结构而言，显然属于上述第二种，即竖穴土坑木椁墓。但值得注意的是，环绕墓室四周发现有13座大型陪葬坑。这些陪葬坑平面均呈“凸”字形，陪葬坑内分类埋葬马匹、车马、兵器、仓储类器具、以及成套的乐器等。这种在墓室外围挖坑埋入器物进行陪葬的现象，在秦汉帝陵考古中都曾见到。洛庄汉墓陪葬坑的发掘进一步证明，竖穴木椁墓和环绕墓室挖建陪葬坑作为“外藏椁”所构成的一整套埋葬制度，秦代即已有之，西汉时期成为帝王陵墓广泛采用的做法之一，只不过在规模上王陵比帝陵小而已。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洛庄汉墓室周围还发现19座可能属于祭祀坑的埋葬遗迹，这在汉代考古中属于首次发现。这些祭祀坑平面呈“凸”字形或长方形，规模小于陪葬坑，分类埋葬有水牛、马匹、各种小型泥俑和木俑、陶器、漆器、兽骨等。它们与陪葬坑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们不是与墓室同时挖建的，而是在墓葬的填埋过程中形成的，并且坑内的埋葬物多为马、牛及小型俑类等非实用品，显示出它们具有祭祀的性质。这些祭祀坑的发现说明，西汉王陵在埋葬过程中多次举行复杂的礼仪活动。另外，洛庄汉墓东墓道南北两侧发现的经过处理的柱洞遗迹，也是汉代帝王陵墓考古中首次发现的重要现象。发掘者根据柱洞遗迹的地层关系和处理情形推测，在陵墓修建或入葬时，为举行某种仪式而在主墓道两侧修建有木构建筑物，埋葬完毕将这些建筑物拆除并对柱洞进行填埋加固处理。洛庄汉墓祭祀坑和建筑物遗迹的发现，不仅为西汉诸侯王的埋葬制度和埋葬过程及其礼仪活动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而且为汉代考古提出了新的重要的课题。
洛庄汉墓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是人们最为关注的热点之一。在洛庄汉墓出土文物尚未进行全面整理之前，对其科学价值我们还无法进行全面的了解和评述，但目前至少有两项发现非常值得注意，即车马坑和乐器坑。位于东墓道北侧的11号陪葬坑是马坑，坑内东西依次排列有3辆马车。用车马随葬，是商周以来贵族埋葬制度的重要内涵。秦始皇陵曾出土2辆铜车马，但并非实用车，而是按照实用车马按一定比例制作的，且各部件均用金属制作，无法全面反映当时马车各部件的材质。西汉诸侯王墓中常有车马发现，但保存状况往往不佳，给复原研究带来困难。而洛庄汉墓马坑的3辆车均为实用车，每车驷马，车马饰件齐全。其中1号车为立车，形制与秦始皇陵1号铜车相同；2号车为安车，形制与秦始皇陵2号铜车相同；3号车为大型安车，车厢长达2米以上。因此，洛庄汉墓车马的发现，将大大推进汉代尤其是汉初车马制度的研究。位于墓室东北侧的14号陪葬坑为乐器坑，坑内埋葬有木瑟、悬鼓、建鼓、小鼓、于、钲、铃、编钟、编磬等计150多件乐器。西汉诸侯王墓中，常见用乐器陪葬，但像洛庄汉墓这样单独建造一个乐器坑进行陪葬的情形，在汉代考古中属于首次发现。就出土的乐器来说，由14件纽钟和5件甬钟组成的一架编钟，据音乐史学家鉴定，是考古发现的汉代编钟中保存最好、音质最好的一套；由107件石磬构成的6架编磬，均为实用器，不仅制作精良、音质好，刻有铭文，而且其数量比以往全国发现的汉代实用石磬的总数还要多，一次出土如此多的石磬在中国考古发现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乐器坑之一角发现的9个一组的球形铜铃，大小如今之乒乓球，一侧有一缝隙，内装有铜珠，摇动便晃晃作响，出土时用索带串联在一起，显然是与其他乐器配套使用的一种演奏乐器，而这种铜铃作为演奏的乐器也属于首次发现；……总之，洛庄汉墓乐器坑的发现，在许多方面填补了汉代音乐史的空白，必将极大地丰富我国古代乐器宝库，对汉代音乐史及礼乐制度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洛庄汉墓考古的两点启示
洛庄汉墓的考古发掘还在进行当中，尤其是墓室尚未进行发掘，使我们对洛庄汉墓的认识受到很大局限，待到包括墓室在内的全部遗迹进行全面发掘和整理之后，其科学价值和意义将进一步显现出来。就目前来说，我们在关注洛庄汉墓考古进展及其成果的同时，洛庄汉墓考古给我们的启示同样值得深思。
启示之一，考古学是一门科学，只有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科学的考古勘探和发掘，才能保证其科学性。洛庄汉墓可以说是在无意的破坏中偶然发现的，但如果不是以村民发现的铜器为线索及时进行现场清理，进而扩大范围进行科学调查和勘探，洛庄汉墓陪葬坑不仅不会及时被确认，而且还有可能遭到进一步的破坏。就陪葬坑和祭祀坑的发掘来说，如果发现之后把它们上面的封土用推土机推平了之、就坑论坑地进行发掘，不是从平面布局和地层叠压上搞清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后进行发掘，坑内的埋藏物当然也会同样被发掘出来，但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能够确定其埋葬的时间顺序，从而区分为陪葬坑和祭祀坑，难以正确认识这些坑的性质和意义，其科学价值将大打折扣。就东墓道两侧发现的建筑遗迹来说，这些发现也许不被一般民众所关注，但它们在考古学上的价值甚至比几件珍贵文物要大得多。如果只注重遗物而忽视遗迹现象，甚至违背考古发掘的操作规程去“挖宝”，那么，考古之科学性的丧失便值得警惕了。
启示之二，考古学和考古工作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考古成果的宣传只有符合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近年来，各种新闻媒体对考古发现日益关注，这对于宣传考古成果，普及考古学知识，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等，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这种新闻宣传应当结合考古的特点。譬如，考古发掘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不是几个小时或者是几天可以奏效的；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已经完成的发掘是清楚的，但对于将要发现什么、会遇到什么情况，有很大的不可预见性；对于考古发现的科学意义，急于“说清楚”或给以不合实际的夸张和“联想”都是有害的。洛庄汉墓考古的新闻宣传，从总体上说是符合考古特点的，因此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作为考古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应当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刘庆柱 白云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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