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记者 陶峰

　　参加者

　　吴中孚 余姚四中教师

　　刘则厚 江西省某山区初中教师

　　何粲江 苏南京市一学生家长

　　夏志芳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系主任

　　话题背景：

　　日前，刚刚从国有公办转制为民办的浙江省余姚四中出台新招：重金奖励进入本校的中考尖子生。凡在全省初中升高中考试获得全市前5名的学生，每人可以获得8万元奖励，6至10名的每人奖励5万元，11名至30名每人奖励3万元，从第31名起只要是上了省一级重点中学分数线的奖励2万元。据悉，余姚四中将出资100多万元保证这个承诺的兑现。此举在教育界引发众多争议。

　　是不公正竞争吗？

　　吴中孚：我们学校自整体转制为全民办后，进一步明确了“创办一流学校、争出一流人才”的办学目标。以重奖吸引中考尖子生入校就读，正是学校这一决心的反映。一个学校要把教学质量抓上去，不仅要有一流的管理，好的生源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媒体公开报道我校的做法后，有人提出这是否对兄弟学校造成了压力，属于“不正当竞争”？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在临近某市的一个省重点中学，近两年一直用重奖吸引余姚籍优秀学生入学，客观上也造成了余姚籍优秀生源的流失，却一直没有人对他们的做法提出疑问。为什么我们民办学校一这样做，马上就有疑问了呢？另外，发达国家的许多著名高等学府每年都是用全额奖学金等优厚条件吸引世界各地的一流学生前往就读，大家习以为常，怎么就没人指出它给其它国家的高校带来“不正当竞争的压力”呢？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确有竞争，也应该存在健康有序的竞争，这一点毋庸置疑。我认为，只要这种竞争是建立在有效促进整体教育质量、符合国家办学规定的基础上，就不应该受到过多的指责。

　　会误导学生吗？

　　主持人：在众多的议论声音里，我听到最多的，是关于“重金吸引尖子生”，会不会带来“分数就是金钱”的观念误导，使得中学生过早地接触“金钱社会”，对孩子的成长不利。

　　刘则厚：商品经济社会对每个人的行为、观念都产生影响。作为一名教师，我觉得学校对学生的责任不是消极地“堵”，而是积极地“导”。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陈章良在中央电视台的公益广告上说：“现在这个社会，没有知识真是一点都不行”，这句话给我们山区的孩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重奖优秀学生也有利于树立“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的观念，对社会的进步和学生的健康成长都是有利的。

　　教育的确应该是神圣的公益事业，但其中的运作和发展并不排斥经济因素的激励作用。我们经济欠发达地区有许多“寒门出人才”的实例，如果出现这种重奖举措，我想一定会受到许多家境困难却成绩优秀的学生和家长欢迎。我作为一名教师还深切体会到，这种激励应不仅仅局限于尖子生，还应该包括对名师的重奖。如果硬要指责负面效应，我也想问一句：前不久国家重奖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难道也会在广大的科技人员中间造成“辛苦科研就是为了得奖”的误导吗？

　　何粲：南京市日前也有一家私立高中推出了重奖优秀学生的措施，同样引起了不少争议。我相信，学校的意图不仅仅是为了打响知名度的一时之举，也是力争提高教学质量。优秀学生入学后，还得有一流的师资和教学环境作为保障，才能保证人才的培养成功。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这些都难以做到。作为一名初中学生的家长，我给孩子择校当然不会只看到眼前的重奖，但是重奖背后也说明了学校的实力和办学决心，这肯定会影响我的抉择。

　　尊重办学自主权

　　夏志芳：这位家长说到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也是目前不少人谈到的“重奖是否有炒作之嫌”的议题。我认为，余姚四中公开宣布重奖措施应该含有提高自身知名度的成分，但问题是，办企业可以去打广告、争市场，谁又规定办学不可以这样做呢？炒作并不是一个永远“贬义”的字眼，如果不是贪图一时利益的短期行为，而是为认真办学、打响知名度而进行的“炒作”，只要程序正当、目的合理，我觉得就无可非议。

　　目前，我国探索教育领域的办学体制改革，余姚四中是全国第一个从公办转制为民办的“吃螃蟹者”。允许社会资金购买教育资产，当然也必须尊重它的办学自主权。对它在转制后大胆探索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实验性质的新做法、新现象，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行业管理规定予以约束，但不能横加干涉。用奖金吸引优秀学生前来就读，我觉得也不该戴上“重拾应试老路”的帽子，应在充分尊重学校办学自主权前提下，鼓励探索，加以引导。

　　莫戴“眼镜”看民办

　　主持人：其实，在各地许多力图兴办名校的重点高中里面，采取各种优惠措施吸引优秀生源前来就读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例如，有城里的学校对家住农村的尖子生承诺：你只要进入本校就读，解决你的城镇户口。余姚四中此次之所以引起众说纷纭，除了因为学校的公开承诺和奖励条件的优厚之外，我感到很可能还因为它特殊的身份。

　　民办学校这个字眼，过去曾经意味着教学条件的因陋就简和师资力量的先天不足等缺陷。如今，允许私人和社会力量参与办学了，有的人又似乎总抱着怀疑的态度来追究其办学的目的。不错，私人办学的确要追求经济效益，但这种效益得以实现的前提，首先必须是社会效益的实现——你不认真办学，谁愿意把学费和孩子的前程交给你呢？私人办学的确需要认真规范、严肃管理，但必须依法进行。如果在私人办学的探索实践中一有新鲜事物出现，马上就戴上怀疑的眼镜发出“出风头还是追求短期效益”的疑问，进而作出“私人老板就是办不好学”的推定，未免失之武断。看来，教育界也同样存在一个观念转变的问题！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1年04月26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