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国人对故乡的思念，早已超越了表层的生活实用意义，进入了对精神家园追寻的深处。在特定时期，人们对故土的怀恋与对文化故园的追寻是一致的。鲁迅先生1925年在北平最为苦闷时写的《野草·好的故事》一文中，就有许多对于故乡绍兴梦幻般的回忆：乌桕，云彩，伽蓝，野花，村妇，小桥，流水……有意思的是，1945年，他的弟弟周作人因当汉奸在抗战胜后面临严惩，在等待国民党北平特工逮捕他的那些惶恐、失意、愧疚的日子里，他用写作聊以解忧。其题材，也是回忆故乡的石桥、石板路……在这种时候，惟有故乡的儿时回忆，才能慰藉一下这个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汉奸文人的灵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故土具有与远古图腾一样的神圣意蕴。那些故迹和文物，不仅在于它的古旧价值，而且在于其中积淀了历史，是灵魂的驿站与家园，也是人们用以对后代进行审美教育的活生生的典型。蔡元培先生在“五四”时曾力倡用美育代替宗教，其中提到要用名人故居来教育孩童，就是出于这一考虑的。不过，令人尴尬的是，前不久，报章报道，蔡元培先生自己在东堂子胡同的故居也险些被拆。望着某报刊登的蔡老先生故居粉墙上被涂垩的大大的“拆”字的大幅照片，使人感慨难言，以至于现代人们一听到某某地方要大规模改造旧城，在欣喜之余，往往伴着头皮发麻。笔者经常在想，难道21世纪的人们，还不能从十年动乱的“不破不立”文化思维中走出来？现代化建设就一定要破坏过去，毁掉自己的故园？须知，那是我们不灭的记忆与永恒的精神居所。去年夏天我去过江苏古镇南浔，那是与同里、周庄毗邻的水乡古镇，小桥流水，古镇风情，百年老屋“百间楼”，还有元末与朱元璋逐鹿江南的张士诚的遗址，以及与之相配的文化重镇的历史，令人感叹。且不说这里在明清两代名人荟萃，就是解放后也有十几位中科院院士出自小小的南浔镇。因此，今天人们护持那些文物故迹，不仅是要留下一些旧迹，更主要的是守护自己在现代工业社会被粗暴践踏的文化家园，就像人们在21世纪工业社会要加倍保护绿色，以遏止那肆虐的风沙与“厄尔尼诺”灾害之类，使自然界生态达到平衡一样。

　　进入新世纪，人们除了忧患生态失衡引起的风沙之外，还明显感到现代人精神生态的沙化。新世纪创业的艰巨，迫切需要国人继续解放思想，从事制度创新与文化建设，塑造新型的国民人格。然而，我们的思想文化界却在关键时刻常常呈现出错位。许多人忙不迭地营造“后现代”消费时尚的幻景，以自欺欺人。中国当前的文艺界最明显地展现了这一点。那些无根的文化浮沫，风花雪月，鬼鬼怪怪，无病呻吟，顾影自怜。不管它们如何借助五光十色的电子科技来唬人，但撇去外壳，它们就像在空中飘扬弥漫的沙尘一样，让人感到浮华过后的窒息。例如，一部用正常的审美眼光来看十分平庸的武打片《卧虎藏龙》，只因好莱坞的青睐，竟成为许多人的荣耀，成了传媒的热炒对象。笔者十分赞成巩俐女士的意见，中国人最早进入西方的是李小龙的武打片，到了21世纪还是武侠片受到西方认可，这不是好现象。鲁迅先生说过，有些外国人，总希望中国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玩赏。西方的许多观众，至今还希望中国永远是一个大古董。可悲的是现代许多中国人以当古董自豪。对于武侠小说这类旧文化的古董，且不说“五四”先驱曾嬉笑怒骂，就是邓友梅先生的小说《那五》中也有过生动的揶揄。冯巩主演电视剧《那五》中的主角，将那个前清八旗子弟的穷极无聊，花钱从“还珠楼主”一类落魄文人手中买来武侠小说《鲤鱼镖》意图扬名，差点惹来大祸的谐趣演得活灵活现。只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喜剧竟然又成了正剧，且愈演愈烈。日前央视的《笑傲江湖》正热播中，使国人靡然向风。笔者回忆80年代初当学生时，曾去冯其庸师处拜访，见到那位香港武侠小说作家正通过内地一些学者向国内推介，以打开市场，因而给冯先生的信十分谦恭，没想到后来他又将冯先生对其小说的评点说成“小学生水平”，思之令人怃然。这类小说在清末民初所以特别时兴，正是适应了当时人们精神苦闷、自我麻醉的需要。然而对于民族精神的建设来说，却绝非福音。在当今文化多元年代，这些小说成为休闲文艺一族，与“脂粉”、“灵怪”同列本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这类玩意儿竟要成为中国文化的“掌门人”，许多人竟要从这儿来认识中国，探讨文化哲理、接受人生教育，岂非玩笑过头？再往深处想，倘若21世纪中国人的审美精神还局限在武侠空间中，所谓“千古文人侠客梦”(实即阿Q梦)，这种意识到底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那些在弥漫风沙中飘荡着的文化尘沫，虽从长远来看，终成过眼烟云，但它是否也昭示着当代中国人正在丢失自己的家园--在那遥远的地方，我们无法拒绝家园的召唤，因为她是我们前行的驿站与绿洲。(士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