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耀会，中国长城学会秘书长，著名长城专家。80年代曾徒步考察了长城沿线110多个县市所辖长城的历史及现状，后师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著作有《明长城考》、《长城万里行》、《长城学的概念、特征及分类》等，《长城百科全书》副主编，致力于长城学、长城文化、长城精神的弘扬与传播。近日赴云南实地考察后提出：云南古长城确实存在、可定名为“滇东汉长城”。

　　从《后汉书》中“淘金”印证

　　董耀会关注云南古长城始于去年8月。当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罗哲文先生自滇回京告诉他“云南发现古长城”的消息后，他同时听到了各种“不可能存在”的种种议论。以他的经验，修长城属“政府(国家)行为”，历史文献应该有记载。于是，正反两方所涉及的明清到近现代的史料他都首先一一找来研究。

　　明代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载：“鞑子城，在州东三十里，夷语‘底伯卢’，其城起自曲靖，抵于广西，绵延三百余里，昔酋长兄弟筑此以分地界”。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基本相同。李埏《路南乡土地理》、楚图南《路南杂记》直到1999年版的《石林文物志》亦有记载，但多为转述，且不太明确。

　　根据云南历史史料东汉前极少、南诏大理国后逐渐丰富却又缺乏关于修长城的明确记载的情况，董耀会初步认为云南修长城的时间应在西汉时期，便集中精力在西汉文献中查找。终于，他在《后汉书·西南夷·滇王传》中“淘”到了“金”，纠正和填补了此前持存在观点的研究者大多认为“文献漏载”的“缺憾”，成为他认为云南古长城存在的有力证据。

　　这段文献《后汉书·西南夷·滇王传》中是这样记载的：“及王莽政乱，益州郡栋蚕、若豆等起兵杀郡守，越嶲、姑复夷人大牟亦皆叛，杀略吏人。莽遣宁始将军廉丹，发巴蜀吏人及转兵谷卒徒十余万击之。吏士饥疫，连年不能克而还。以广汉文齐为(益州郡)太守，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率厉兵马，修障塞，降集群夷，甚得其和。及公孙述据益土，齐固守据险，述拘其妻子，许以封侯，齐遂不降。闻光武即位，乃间道遣使自闻。蜀平，征为镇远将军，封成义侯，于道卒，诏为起祠堂，郡人立庙祀之。”

　　对长城学深有研究的董耀会对于长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烂熟于心，他曾写过一篇“长城的别名”的文章，介绍了历史上除长城外，对长城的称谓及记述主要有方城、堑、城堑、墙堑、障、塞、塞垣、塞围、亭障、障塞、界壕、边墙、边垣等，明代修长城叫修边、筑边墙，汉代对长城主要称障、塞、亭障、障塞、烽燧等。所以，该记载中的“修障塞”即为明确指修长城。根据这一重要记述，董耀会认为《后汉书》已清楚、准确地记载了云南修长城的事，是由王莽时期益州郡太守文齐主持修建的，具体时间基本可以肯定是在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前后。

　　“滇东汉长城”修建的历史背景及作用

　　解决了云南古长城是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修筑的问题，董耀会自然把目光进一步深入到修建的历史背景及其功用上来。

　　自公元前二世纪末汉武帝开“西南夷”设郡县起，西汉王朝不断扩大郡县统治区域，实行“羁糜”政策和移民垦殖，将多民族共存的“西南夷”统一于中国版图内，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融合。到了王莽时期，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明显带来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导致了云南各族人民起义的爆发。王莽天凤六年(公元19年)，益州栋蚕等起兵杀了益州郡太守，王莽派师征讨遭致失败后，文齐出任益州太守，团结郡内“夷”汉各族共同造陂池、开灌溉、垦良田，体现了当地各族人民团结和睦、安居乐业的愿望。为更有效地控制自己的辖区，保障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和交通要道，文齐在发展生产的同时组织力量修建了长城。

　　董耀会认为，文齐修建长城的主要目的是“保境安民”，但真正发挥军事作用是在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此时公孙述据蜀分裂，隔断了益州郡与内地的联系，接着占据益州大部分地区称帝，并派人威胁文齐投降。文齐在当地夷汉各族的团结拥护下，凭借长城“固守据险”，最后取得了胜利，直到公孙述分裂割据势力被消灭，益州郡文齐控制的区域始终保持着不曾发生社会动乱的局面。当时与文齐并肩与公孙述斗争的还有牂牁郡功曹谢暹等。谢暹也团结“夷”汉中的龙、傅、尹、蔡等大姓，“保境为汉”抵制了公孙述的分裂。

　　所以，文齐所修长城促成了他在西汉末年全国大动乱的背景下，使西南边疆多民族的益州郡未发生分裂和动乱，至东汉初年又稳定地统一于中国版图之内。除发挥了军事防御、稳定一方的作用外，还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文化交流和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学习。(王咏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