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与法律规定的责任制度配套

　　(导言)

　　记者两次采访中国社科院宪法行政法研究室副主任莫纪宏，这位副研究员为我们从法理的层面提供了对中国引咎辞职的思考。比之具体的党政部门官员对引咎辞职的量化与界定、标准与操作的讨论，在法理的框架里探讨，可能会更清晰地梳理一些观念。当然，在莫纪宏在与记者的讨论中，引咎辞职的法理探究与中国官员能上能下的现实“出口”，法治与组织人事管理制度仍然是纠缠着的。

　　记者(以下简称“记”)：从法治的角度，我们如何看待重庆市最近出台的领导干部引咎辞职量化标准呢？

　　莫纪宏(以下简称“莫”)：这个报道我见了。引咎辞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长期以来中国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出了事故“异地做官”的情况；而且，也能改变现行的用人制度。不过，这项制度还有值得推敲之处。领导干部的任免，我国宪法和各项组织法都有规定；罢免可以，但要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就是说，我国现行的法律还没有引进引咎辞职制度。所以，引咎辞职，不是法律机制的产物，还只是一种政治制度。

　　记：如果我们仅仅从政治制度层面来看待它……

　　莫：这个制度有好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有过错的、失职的、没有工作能力的干部，不能适应有关要求的，通过引咎辞职当然是好的。前段时间，沈阳市人大没有通过法院的工作报告；这种情况，法院的领导干部没有完成被委托之职责，就应该引咎辞职。可这个制度在法理上是不通的；它使领导干部的任免存在不确定性。领导干部被选任或任用时，选举人肯定对其德才是首肯的，就因为辖区里出了事故，就让其辞职，然后换一个选举人不了解的人，这也是说不过去的。再有，或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想逃避惩罚、贪污腐化的人，就有了可乘之机。比如青岛“6·29”的事件，其公安局局长万国忠就是想通过引咎辞职来逃避他为“黄、赌”提供保护而该负的责任。

　　记：显然，按你所说，作为一项政治制度，引咎辞职与法理仍有需要协调的方面。

　　莫：官员要负的责任，是政治责任；而且，引咎辞职也应该是官员主动提出的。以重庆市这个制度为例，它被加上了一个“量化标准”，这样，引咎辞职就形同于罢免或撤销程序了。引咎辞职不应该有什么标准问题，他应该是官员根据道德观进行的自觉个人行为。引咎辞职，不能被用来规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人事任免权、被选举权。人事任免权、被选举权既然是法律规定的，就应该通过法定程序来处理；不能仅仅只依靠通过一项政治制度来解决法律需要解决的事情。

　　记：这么说，引咎辞职不是就显得价值有限了？

　　莫：引咎辞职制度，既然有其存在的土壤，那么，它就应该与人事任免权、被选举权相协调。就是说，官员要依法来承担责任；引咎辞职制度，应该与罢免制度、撤销制度相衔接。比如，官员构成重大违法、造成重大责任事故的，由法律解决，其他的，可以通过这项政治制度来解决。其实，法律虽然没有引进引咎辞职制度，但宪法和法律也没有排斥这项制度；只是别脱离了法律。

　　记：在你看来，如何协调引咎辞职与有关法律之间的关系呢？

　　莫：引咎辞职可能是整个组织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尝试。但这种改革不是法制上的改革；在现有制度下，引入引咎辞职制度，是基于防止“坏人”、“庸官”的考虑；但这也是人治下的制度。另外，谈点个人观点，近几年，贪污腐败现象让人充满忧患；贪污腐败现象，既有贪污受贿的情况，也有官僚主义的成分，还有就是官员的不作为。引咎辞职制度，可以让那些“大事不犯、小事不断”的庸官认识到：没有成就，没有政绩，虽然没有出大事，也得照样下台。这个背景，应该是出于革除弊端的考虑。

　　但是，官员辞职，并非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如果他在任期间的一些行为，够得上法律规定的罢免条件；他的辞职就是无效的，他还是要被按照法律的规定来罢免的。辞职不能代替罢免等制度。今后，我国的引咎辞职制度还要继续搞下去，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别让辞职成为保护伞。另外，我想强调的意思是：第一，引咎辞职制度一定要有宪法依据；第二，这个制度要与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责任制度相配套，否则，这个制度就可能会缺乏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