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16时，记者在编辑室接到一个电话，来电者是某市市委党校的一位女教师，在刚刚进行完的成人高考中任监考。下面是这次电话的实录———

　　我现在跟您说这个事儿，心里很矛盾。

　　昨天刚进行完的成人高考，我是监考老师。学校规定我们监考老师“不许和考生发生争执”，给了考生特别优厚的“待遇”。考场里到处都是小条。选择题，一个答案D，可以从第一排传到最后一排。我在女厕所碰到一个学生，问她考得怎么样，她说：“老师，我觉得惭愧，我全是抄的。”我听了特别感动，她至少还知道惭愧啊！

　　晚上看电视，播成人高考新闻，我看着奇怪，问我爱人，我监考的算不算成人高考？我爱人说当然算。但我看到的根本不是电视里说的样子，你们记者不进考场的吗？

　　我们学校是靠学生吃饭的，没有拨款，自负盈亏，一个学生就是一个小财源。我也是挣工资养家糊口的，我知道真的严格监考，我的饭碗可能也就没了。我说这些话，非常为难。

　　可我是老师啊，这么监考，我心里真的很难受，简直就是受刺激。另一位监考老师，在考场外碰到一个司机，公然要求老师往里递条子，嚣张极了，说：出了事儿我兜着。里边的考生，是个司局级干部。

　　我们很多老师说起这种事都很痛心。我们国家的成人教育事业，就这样下去了吗？

　　自从市场开放，对考生的要求一年比一年松，现在是只要交钱，就能上。学校的生源素质，按学校老师的话，是“一年不如一年”。有的学校让老师家属批阅政治卷，以平衡大家的经济收入。我带的学生，要求写四五千字的论文，你知道写成什么样子？完全就是抄报纸！那怎么办？他们是怎么进来的？！我们一位老教师给学生上课，学生嚷：老师老师，您找地儿睡会儿觉去。基础素质就是这样。

　　我们学校有几十所分校，发的都是党校的文凭。这些毕业出去的学生，能是什么样子？

　　这些情况，就真的没人知道吗？！

　　我只是教学的老师，不管教务。道听途说，如果招500个学生，一年能挣20万元。这些跟我们的收入没关系，我们是拿结构工资的，死数。可能学校也跟个家似的，得攒钱，到生源不行的时候好发工资吧。

　　我们很多老师学历高，人品也好。按照马斯洛学说，生存是人的第一需求。可是我们老师也有尊严啊！如果大家都是享受拨款的学校，没有后顾之忧，没有老师想这样监考。

　　我知道跟您说这些也没用，这些事情不是哪个人管得了的。我就是跟您说说，不说，我良心过不去。

　　我不能给您写这个事情，也不能接受采访，否则我话还没说完呢，就得下岗。我还没有那么高的觉悟。等到哪一天，这些事真严重到曝了光，你拿它当个素材吧。

　　约半小时的电话中，这位中年女教师几度声音哽咽，情绪激动。

　　这是编辑室接到的第3个这类电话。另一个电话是4月17日，本报记者李己平的报道《校园“枪手”自述替考经历》和采访手记《考试腐败污染校园》见报当天，南方某市一位男教师打来的，一样语声痛楚，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痛陈了很多考试，特别是成人考试中的作弊现象，然后说：你们报社千万别就这样停住了，要把这件事做下去啊！

　　还有一个电话，是一位考生打来的，他去年参加了成人高考。他说，我为这个考试准备了3年，可是考场就混乱成那个样子！我怎么和这些人站在一个起点上呢？我将来就和他们一起上学，拿一样的文凭吗？我觉得我3年的复习都是一个笑话。

　　但是，没有一个来电者愿意留下姓名和联络方式。(本报记者周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