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制片人王利芬说自己并不打算把《对话》作成一个特火的节目，但这并妨碍《对话》成为2001年中国电视界的最大惊艳。其实访谈这种形式并不算新的节目，在央视就还有《聊天》、《朋友》等几档节目，《对话》的脱颖而出，除却一向追求的知识深度外，对社会热点的敏感性也不能不被提及，当然还有嘉宾还有话题，更重要的是那种你在任何电话节目中都看不到的睿智、开放而又融洽的谈话，是一种方式，更是一种姿态。

　　《对话》制片人王利芬：我们是想影响那些有影响的人

　　办公室里用着宜家的桌子、沙发、花瓶，据说王利芬最喜欢宜家，这似乎是这位有着浓浓记者气质的制片人的另一面：音乐、鲜花、BURBERRY风格的风衣，小资趣味。文学评论博士王利芬何尝不想和金庸探讨哲学层面的武侠小说，现在只能为对话牺牲了。采访前王利芬就说了，整个开放，想和谁聊都行，后来果然如此。作为央视的栏目，这一点几乎让我们惊异了。

　　《对话》班底

　　其实我一直想做个对话节目，晚上12点左右播的那种。你可以看可以不看，看的人一定是我的铁杆观众。但是台里批一个新节目比较困难。后来我发现经济部本身就有一个对话节目，那我何必不过来呢?开始我想做主持人，他们说你来做制片人兼主持人。

　　开始非常艰苦，百废待兴，连办公室也没有，电话就一部分机，打国际长途要每次开通。写字台都被设备占着，写字趴在小圆桌上。干活的只有4个人。我主持了两次，第一次发烧38度多，第二次是上午打吊针，下午录节目。力不从心，主任说还是先做好制片人吧，一年后再做主持人。那时是制度在管人了。我跟大家说，再苦再累大家熬过这一年，一年后应该进入一个稳定期。观众是没有耐心的，他只会看你向上走的状态。

　　柳传志说过九个字：建班子，带队伍，定战略。我们基本上是在带队伍，因为我们好多人是没有做过电视，没有当过记者的。在人方面，我最在乎的是思维、观念、做事的方式以及创造力、灵感、悟性。电视技术，再笨的人，三个月就可以过关。我们招聘的一句话是：你认为你是你那个行业最棒的，请来加入我们的队伍。我看一个人，首先看创造力，你的创新能力、悟性。没有创造力的人是没有价值的。

　　这个节目有天生的缺陷，就是没有大牌的主持人，我自己做主持也是没有经验的，在《新闻调查》只是前面那一点点，出镜的次数不多。

　　作为主持人，最重要的是八个字：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就是和人打交道的感觉能力。很多嘉宾都上了40岁，各方面阅历都很深，主持人再成熟一点会更好。

　　我最喜欢的职业是记者，现在出去坐出租车，司机说您是记者吧?他能从我的举止语气中看出我的一种特质，我非常高兴。我说我最后什么都干不了，我还是一个优秀的记者。但这一点与一个谈话类节目的要求是有所不同的。记者是无休止地追问，拿到所要的事实，而谈话是构造一个现场，有非常好的氛围，让嘉宾说得非常愉快。

　　但我有一个观点，就是主持人做过记者，是最好的。我们来的都是世界级的人物，你如果没有做过记者，你用什么心态去面对他们?你要不就是一个崇拜者，要不就是一个倾听者，这都不是我们在现场要的感觉。心态上应该是一个记者，你是我在人格上尊敬的人，如此而已。主持人一直是我们栏目面临的一个需要改善的问题。现有的主持人在业务素质上，在合作性上都是满不错的。稍微年轻了一些。对话节目的主持人是非常大的挑战，没有什么节目会比这个更难。而且他是站起来的主持人，这和坐着完全不一样，规则全改变了。

　　我们的主持人素质虽然很好，但比较年轻，和经济也有些隔膜，对栏目有一个慢慢熟悉的过程。所以现在的架构不是以主持人中心制。现在电视台大多数栏目对主持人依赖都很高，这已经被证明是不被看好的一个模式。什么都靠主持人自己一个人，做几期他就会被掏空的。对主持人希望过高，栏目没有长久的生命力。

　　策划库有几十个人，是外面请的，但保持了非常好的关系。其中有十几个是非常铁杆的。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讨论出来的，没有一拍脑袋就出来的。我对拍脑袋的东西越来越不自信，和一帮人聊的时候，我的思维会变得很活跃，我的储存会被调动起来，跟大家碰出新东西。

　　请嘉宾，这个栏目动用了我所有人际资源，还有我们栏目其他人，主编、编导储存的所有人际资源，外围的人。想邀请而没邀请到的人非常多，比如薄熙来。

　　我们找了一家公关公司选观众。为了保证现场气氛，我们的导演助理会跟他通个电话，看他有什么观点。

　　这是一个链条，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麻烦，比如接观众，一个人带进来，一个负责让观众脱外衣，留下包和手机，收门票的还要提醒人家上厕所，里面还有领位，哪些是特殊观众，哪些坐前排。这就是四道。真的是一个团队的运作。一个好的谈话节目应该像一条开得特别好的船，浪花飞溅，船上的人特别畅快就达到了目的地。那是最棒的，可遇不可求。

　　这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我们栏目现在在一个探索阶段。我最怕栏目找定位，定位不是找出来的。我在《新闻调查》的时候，进去时大家谈定位，出来时还在谈定位，也没谈清楚。实际上观众喜欢看就好。谁规定你只能做哪些内容或不能做哪些内容?你为什么不去放开手脚?所以我们有意把第一年做一个探索期，不要有任何限制。在生长期你不要过多捆住他的手脚。开始我并不知道这个栏目会朝这个方向发展，我们经过了非常艰难的摸索。从开始做话题，后来做人，现在在人里又伸发话题。我特别理解“摸着石头过河”那种感觉。而且我相信在瞬息万变的今天，这样是最好的，你说你成竹在胸，自己都不会相信自己的话。十几年前我还说我永远不穿牛仔裤呢。说完后很快就穿上了。

　　我觉得我的优势在跟人物对话，跟人聊天我觉得特别愉快。在对话现场，我有耳麦，主持人能够及时听到我的提示。我有很好的问题我及时会递上去的。

　　我特别希望这个栏目读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点作用。我们的口号是“这是一个开放的平台”，视野的开放，心态的开放，你说不准你明天会变成什么样子。在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年代，个人把握自己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我是特别不愿意用火这个词，因为火就会变成灰烬，我无法忍受。就像一个迅速成功的人，他会觉得成功是那么容易。一夜成名让你悬空，很难再踏踏实实地做事。就像柳传志的话说，你每一步把它夯实了。我希望它有一个持续的生命力。我们第一期的收视率是0.25，现在是0.77，已经翻了三倍。而这个爬坡的过程，用股市的行话说是“温和放量”。我的目标是半年达到0.6，一年达到1，现在半年的目标已经超过了。

　　前几天五家广告公司竞争栏目的广告代理权，取胜的那家是提前交了10个月的广告费。这在整个电视广告在下滑的大环境里是很难的，不多见的。IBM想用650万买我们的独家赞助，结果被聚友网络以990万拿走了。

　　做传媒的就是要影响人

　　做媒体就是要影响人，我们是想影响那些有影响的人。

　　我们的选题要有新闻性、大众性，但是我们谈的知识含量一定要高。比如说《大宅门》，我们透过它看老字号同仁堂今天遇到的机遇和挑战。最好的就是大众都知道的话题你一下谈出了深度。

　　我现在每天上床的时候，感觉是99%的精力都耗光了，我才最后爬上床的。体能达到极限了。以前在新闻调查，觉得节目难做，这个节目更难做。内部组织的架构，工作标准的制定，流程的设定，嘉宾的选择，新闻性的捕捉，选题的控制，人员的管理协调……太难了，好多事情都没做好。我们只有20多个人。

　　我原来以为我们的观众会是白领，后来发现不是，一个普通人也关心史玉柱，他不是搞企业的他也愿意看。有一大批对国家民族很关注的人，从这点我觉得我们的国家是挺有希望的。人们对深度的节目是有需求的，这是这个节目给我最大的启示。不要以为电视就是娱乐，就是好看，无意义的消费。我觉得中国人还是满认真的，愿意思考一些问题。

　　我坚信一定有人关心和国家民族有关的事，我喜欢谈大事，而不是你身边乱七八糟的小事。比如实达电脑，在引进了麦肯锡全套管理之后，亏损得更厉害了。这样一个东方的胃消化不了西方的食品的问题，是入关前后中国企业普遍面临的。

　　我现在还拿不准，是不是看金庸的就不会看实达，与“甲骨文”总裁拉里·埃利森那期谈得很专业，但收视率创了新高。人有好多面吧。

　　录播现场和播出时有一些差距，拼剪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整个栏目在前期好多地方还是不成熟的。我们录2.5小时才剪50分钟出来。特别理想的状态是直播状态。

　　我们是定期观摩的，很多是跟踪录的，梅地亚的环境很好，这里可以看到七八十个台，意大利台、法国台、阳光卫视都能看到。我的电视打开都是在CNN上。我主要是看LARRY KING和重大新闻的报道。LARRY KING是每天看，OPRAH WINFREY是录下来。美国的60分钟、麦克·华莱士、二十二十，都是我非常喜欢的。现在国外的传媒也纷纷进来，削尖脑袋往里钻，看到国外的节目也越来越多，你的视野必须是全球的。能否成事首先取决于你的视野，你在什么高度上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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