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城市化进程，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指标之一，而小城镇的建设，又是符合中国国情，能够促进农村地区就地进行城市化建设的有效方法。而北京周边的小城镇，又因为紧邻北京，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享有北京城镇户口等一系列的优势条件，使它的发展不但具有美好的前景，而且对其他地区的人们，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在本地投资50万元，再买上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就能获得北京户口，这对那些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又急于获得北京合法身份的外地人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不但他们这么想，连我们都替他们觉得便宜。

　　可让我们有点没想到的是，大量以这样的方式进入北京周边小城镇的外地人，其目的却不是看中了它的经济潜力或由户口带来的身份变化，而是北京户口背后的另外一种东西：较低的录取分数线。

　　同样是高考，都考同样的题，但北京等大城市的录取分数线低于其他许多地区，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以中国之大、地区差异之巨，为了实现人才在不同区域及部门间的合理配置，采取不同地区分配不同录取配额的方式来进行调节，也有说得通的道理，在过去的计划体制之下，就尤其如此。不过这样的合理性却也掩盖了另外的不合理。高考是目前中国最公平的竞争过程，全国统考，统一打分，几乎杜绝了在其他领域普遍存在的人为因素。但恰恰是不同地区间的配额分配，使不同地区间的考生，被放在了不同的竞争起点上。因配额不同而造成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使广东、福建、湖南、湖北等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或那些无缘良好的教学条件，但因格外努力而成绩优秀的农民子弟，都处于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考生残酷得多的升学竞争之中。

　　类似政策的不合理之处已经为社会所公认，有关部门也未必没有解决的愿望，但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还远没有完成，地区配额限制的取消，很可能会造成大学学生来源的过于集中。由此引发的诸如就业等新的社会问题，也未必比现在的问题更好解决。据说从清朝开始，科举取仕就采取地区配额制度，否则满朝都是江南才子，有损朝廷的脸面。高考不是科举，但相似的问题，还是难以解决。

　　难以大范围解决的社会问题，通常都会首先在个别人的歪着之下率先小范围地解决。北京周边小城镇的“进京指标”，就给部分人开了口子，让自己的孩子在教学水平较高的原籍上学，又因拿到北京户口而能够到录取分数线较低的北京来考试，多么巧妙的安排？现在什么都讲“双赢”，在这个过程中，小城镇的政府和考生、家长之间，就是双赢。

　　可是那些没钱，因而只能在原籍投考的学生呢？他们没“赢”。 (本报评论员：张天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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