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城市化进程,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指标之一,而小城镇的建设,又是符合中国国情,能够促进农村地区就地进行城市化建设的有效方法。而北京周边的小城镇,又因为紧邻北京,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享有北京城镇户口等一系列的优势条件,使它的发展不但具有美好的前景,而且对其他地区的人们,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在本地投资50万元,再买上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就能获得北京户口,这对那些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又急于获得北京合法身份的外地人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不但他们这么想,连我们都替他们觉得便宜。
可让我们有点没想到的是,大量以这样的方式进入北京周边小城镇的外地人,其目的却不是看中了它的经济潜力或由户口带来的身份变化,而是北京户口背后的另外一种东西:较低的录取分数线。
同样是高考,都考同样的题,但北京等大城市的录取分数线低于其他许多地区,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以中国之大、地区差异之巨,为了实现人才在不同区域及部门间的合理配置,采取不同地区分配不同录取配额的方式来进行调节,也有说得通的道理,在过去的计划体制之下,就尤其如此。不过这样的合理性却也掩盖了另外的不合理。高考是目前中国最公平的竞争过程,全国统考,统一打分,几乎杜绝了在其他领域普遍存在的人为因素。但恰恰是不同地区间的配额分配,使不同地区间的考生,被放在了不同的竞争起点上。因配额不同而造成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使广东、福建、湖南、湖北等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或那些无缘良好的教学条件,但因格外努力而成绩优秀的农民子弟,都处于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考生残酷得多的升学竞争之中。
类似政策的不合理之处已经为社会所公认,有关部门也未必没有解决的愿望,但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还远没有完成,地区配额限制的取消,很可能会造成大学学生来源的过于集中。由此引发的诸如就业等新的社会问题,也未必比现在的问题更好解决。据说从清朝开始,科举取仕就采取地区配额制度,否则满朝都是江南才子,有损朝廷的脸面。高考不是科举,但相似的问题,还是难以解决。
难以大范围解决的社会问题,通常都会首先在个别人的歪着之下率先小范围地解决。北京周边小城镇的“进京指标”,就给部分人开了口子,让自己的孩子在教学水平较高的原籍上学,又因拿到北京户口而能够到录取分数线较低的北京来考试,多么巧妙的安排?现在什么都讲“双赢”,在这个过程中,小城镇的政府和考生、家长之间,就是双赢。
可是那些没钱,因而只能在原籍投考的学生呢?他们没“赢”。 (本报评论员:张天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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