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北京西四环向北，记者花费了一个多小时，才在一片垃圾山的后面找到了北京最大的为流动人口孩子办的学校———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

　　从十几间简陋的平房里，传出了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操场上，学生们正在上体育课。在办公和住家合二为一的校长室里，学校创办人李素梅和她的丈夫、现任校长易本耀正为两个月后学校无处安身着急。

　　有着“行知”这样一个寓意深长的校名，更有着几度迁移漂泊的辛酸校史。1994年9月1日，来京打工的河南民办教师李素梅，在五棵松一块菜地上把亲戚们6～9岁的9个孩子召集起来，开始了小学一年级的第一课。“那时，只是想教孩子们识字，让他们长大了别再当新文盲。根本没想到会发展到今天近2000名学生、100多位教师，小学、初中年级齐备的规模。”

　　起初，李素梅以草秸、塑料布搭的窝棚为教室，孩子们坐石凳、伏泥桌，读书写字。第二年，由于孩子们年龄的差别，李素梅开始分年级复式上课。再后来，慕名而来的孩子越来越多，李的丈夫易本耀也从家乡河南息县赶来，菜地渐渐有了学校的样子。

　　从建校初始的菜地南迁至沙窝，然后迁到彰化小煤场，再到五路居一家草比人高的废旧涂料厂院内，至今已经3年。李素梅和她的学校一路走来，其中滋味，一言难尽。谁知眼下又遇到校舍所在地要建小区。李素梅说，没有办学手续、没有公章的打工子弟学校，要得到人们的信任和帮助实在太难了，更别说找一个离打工者聚居地不远、租金又合适的办学场所。

　　易本耀说，打工子弟读书的愿望执著而顽强，他们珍惜读书机会，能吃苦；他们淳朴，懂得助人为乐、见义勇为。一些学生住在石景山、白云路，每天早上5点多就起身往学校赶，独自换乘两三次车。然而，一些管理部门给打工子弟学校定的性质却是———“非法学校”。

　　我国的失学儿童主要集中在穷乡僻壤。但同时，在大城市边缘生活的失学儿童也不容忽视。有资料统计，北京大约有200多万流动人口，其中学龄的流动儿童少年约6万人。他们中只有很少部分人在缴纳了“借读费”和“赞助费”后进入当地的正规学校就读，绝大部分无法接受正常的义务教育。在北京城乡交界处，只要有流动人口集结，就会有打工子弟学校产生。目前全市大约有几百所大大小小的打工子弟学校，像行知学校这样容纳上千学生的就有6所。几年里，“行知”还有十几名教师走了出去，到各个打工者聚居区开办新的学校。

　　数百所打工子弟学校没有一所得到教育部门的认可，他们的生存状态完全靠学费支撑，不少自生自灭。行知学校每学期收小学生和学前班学生300元，收初中生600元。虽然每年光房租就要47.9万元，还要保证教职工的月工资和“带薪休寒暑假”，还要减免孤儿、单亲家庭儿童、残疾儿童、特困生、重灾区儿童和教职工子女的学费，常常收不抵支的易本耀仍咬牙不肯提高学费标准。“这些打工子弟都是来自低收入家庭，再涨学费，许多人就要辍学了。”

　　不被认可，就得不到任何教育信息，打工子弟学校只能摸索着进行教学。“行知”每学期都要到书店去买北京市9年制义务教育统编课本和教学辅导书，买单元测验题；期末从其他学校收集考卷，自己刻版印刷，尽最大努力使孩子们保持和北京孩子同样的受教育水平。

　　行知的老师来源复杂，多数是随亲戚来京打工的外地人，还有部分周围学校的退休教师。这两年借助社会资助，学校里有60多名专职教师具有了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1998年3月，国家教委制订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办法规定，流入地政府应该承担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职责，同时也允许社会组织和个人举办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学校或简易学校，并对简易学校的设立条件酌情放宽。此后，许多省、市先后制订了具体实施细则，一些自办的学校实现了办学合法化。

　　1998年夏，易本耀和李素梅得知国家教委的有关规定后，兴奋异常。他们迅速整理了办学的材料向北京市教委申请注册，北京陶行知研究会会长、原中国教育工会主席方明先生又为当时没有正式校名的打工学校起名为“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

　　遗憾的是，至今，关于打工子弟学校，北京市的教育部门尚无说法。只是几年前常常会被“取缔”的担心没有了，“有时候教育、公安部门还来看一下，不说什么。”倒是许多大学生，经常来学校义务授课、捐桌凳学具和教学器材。行知学校的大门口，挂着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和中央财经大学志愿者活动基地的牌子，时时让学生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几年里，旅美华侨任玉书和香港世界宣明会分别向学校捐款20万元和10万元人民币，用于培训教师，购买器材。这些钱由社会知名人士组成专门机构掌管，用于学校急需。

　　“行知学校”依然“黑”着。易本耀和李素梅依然艰难地维持着学校的生计———“孩子们上学是硬道理。为了孩子，只当做些良心事吧。”(邹艳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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