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世新顿时感到一股血直往头上涌。这半年多来，搬来搬去地折腾，一次又一次上当受骗，终于使他忍无可忍，冲着电话吼道：“你不开门，我就叫警察！”他“嘭”地扣上电话，接着又拨911救急电话。

　　不一会儿，便有两辆警车闪着红灯，“呜呜”地叫着，冲到房子的大门口。

　　这所房子位于一个宁静的高级住宅区内，平时很少有警车光临。今天忽然开来两辆警车，左邻右舍都跑出来看热闹，大概以为这老头的房子里发生了什么违法的事件。

　　蔡世新向警察讲明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时，他发现房东小老头不知何时出现在围观的人群里，神情显得有些慌张。

　　“你交房租了么？”警察问。

　　“交了。”蔡世新指着小老头说，“不信你问房东。”

　　警察转过头来问小老头：“你是他的房东？”

　　“是。”

　　“他已经交了房租？”

　　“是。”

　　“既然他不欠你的房租，你就不能扣人家的东西。让他把东西搬走！”

　　“就是，就是。”小老头满脸堆笑地说，“我今天太忙，忘了给开门。哪能扣他的东西呢？我这就帮他搬。”

　　“好，那就这么定了。我们还有其他事，先走了。”警察说着上了警车，没有闪灯，也没响警笛，悄无声息地开出住宅区。

　　小老头做梦也没想到，他这个中国留学生房客会把警察叫来，让他在邻居面前难堪。

　　“唉！何必叫警察，我怎么能不让你搬走呢？”小老头一边开门一边讨好地对蔡世新说，“来，来，把东西放在我车上，我把你送回学校里去。”

　　既然他已承认错误，蔡世新也懒得和他罗嗦，恨不能马上逃出这个被嬉皮士统治的世界。

　　路上，小老头一边开车一边对蔡世新唠叨：“唉！我这个人，办事总是没头没脑的，你要多多谅解。”他告诉蔡世新，他本是美国人，六十年代，因为反对越战，不愿当兵，又怕坐牢，就跑到加拿大来了。结了几次婚，都离了。这些年就靠这个房子收点租金过日子。如果没有房客，连生活费也无法解决。没有办法，有时也做点违法的生意。

　　“违法的事你也敢做？”蔡世新有些惊讶。

　　“其实也就是开个地下诊所，专门给妇女打胎。”

　　蔡世新恍然大悟。当时在美国和加拿大，打胎是非法的。

　　“为了生活，什么挣钱我就做什么。”小老头补充道。

　　蔡世新心想，看来他干的违法事情还不止是给妇女打胎。

　　这个学期，因为找房子搬家，来回折腾，蔡世新的几门法学课差点没及格。只有合同法考得不错。感谢这个小老头，使他知道怎样运用加拿大合同法。

　　蔡世新从给人打胎的小老头那里搬出来后，看到一则招租广告，多伦多大学校园内有学生自己管理的同住房(roominghouse)。所谓同住房，就是一个独立房子内，五六个单人房间，共用厨房、卫生间、电话等。申请入住人员，是男是女人家不管，反正各住自己的房间。蔡世新想，这个房子不错，就在校园内，上下课方便；可以借此机会深入到加拿大同学中间，了解一些加拿大风情；同时也可以通过和他们的交往练练英语口语。

　　蔡世新按照广告上的地址，找到了那个同住房。里面已住了二男二女，还有一间空着，他一申请，对方就同意了。他马上搬了进去。

　　楼下是三个房间，蔡世新住在中间。他的左右隔壁住着一个男生一个女生。男的很瘦，叫弗尔，是英国后裔，有洁癖，显出一副清高的样子。他比蔡世新年纪小，正在读本科二年级，对蔡世新说话时，老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处处要做师兄。他是这个同住房的“房长”，据说是他自告奋勇要求当的。

　　女的叫贝蒂，金发碧眼，胖乎乎的，像个特大号洋娃娃，显得很可爱。

　　楼上有两个房间，也住着一男一女。男的叫比尔，话不多，但直率，说出话来很有分量。女的叫玛丽，人很“疯”，走路的声音很响，说话的声音很高，而且特别爱笑，别人并不觉得可笑的事情，她也能大声笑个不停。只要她回来，楼上楼下都能听到她的声音。她还经常带些不三不四的男人回来过夜，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她和男人做爱时也毫不顾忌别人，仿佛是故意渲染她的快感，淫荡的声音能让楼上楼下全不得安宁。住在她隔壁的比尔经常忍无可忍，一边敲墙壁一边骂：“骚货！”

　　同住房里有个大客厅，平时大家可以在那里看电视聊天。蔡世新刚从中国来，大家对他很感兴趣，经常向他提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蔡，你是不是红色中国人？”一天晚饭后，大家在一起闲聊时，洋娃娃贝蒂问道。

　　“什么是红色中国人？”蔡世新一时没反应过来。

　　“就是说，你是不是共产党。”

　　蔡世新觉得这个问题很好笑，就故意逗她：“我是的，我一家都是。你没看见我的皮肤比你的还红。”他把刚刚晒红的手臂伸给她看。

　　“听说你们共产党国家的人，是不让到西方国家来的。你怎么跑出来的？”

　　“我是偷着跑出来的。”

　　“你是怎么偷着跑出来的？”贝蒂天真地眨眨眼睛，继续好奇地问。

　　蔡世新不想跟她解释什么。她才读大学一年级，对中国所知甚少，她根本无法理解一个中国穷学生出国留学的过程有多么艰难：找人赞助，找人担保，借钱考托福，借钱买机票……蔡世新只能用玩笑话应付她。

　　学哲学和历史的“房长”弗尔，提的问题则比较“深奥”，比如：中国人为什么信仰马克思、毛泽东？你为什么到加拿大学法律，不在中国学？蔡世新本来想郑重其事地回答他的问题，但一看他那个故作高深的神态，一副哲学家模样，就打心眼里不舒服，更没了回答问题的兴趣，三言两语就打发了他。再说，蔡世新现在脑子里想的全是如何早点完成学业，获得学位，然后找工作，马克思对他太遥远了。

　　楼上的疯姑娘玛丽，从来不关心什么红色白色的问题，也不管你是什么地方人，根本不参加他们的闲聊。她在楼上总是显得很忙，也不知她忙些什么。只有闻到蔡世新炒菜的香味时，才会咚咚咚地跑下楼来，冲进厨房，大声嚎气地问：“做什么好吃的，让我尝一口！”手一伸，抓起盘子里的菜就吃。边吃边吸着手指说：“好吃，真是比我们加拿大的冷三明治好吃。”

　　加拿大人吃东西喜欢用手抓，然后再吱吱地吸手指。蔡世新很不欣赏这种习惯，感到很恶心。就像看到中国人到处吐痰一样恶心。

　　玛丽还有一个坏习惯，就是脏话不离口，动不动就说“我操……”她隔壁的比尔很不喜欢她，经常对她侧目而视。蔡世新发现，玛丽除了生活上不拘小节，对人倒也不坏。西方人喜欢无拘无束，追求个性解放，他这个东方人都能理解，而她的西方同学倒不能忍受。他觉得这个现象很有趣。

　　有一次，蔡世新问比尔：“我们应该修理修理玛丽的这个口头禅。”

　　比尔很神秘地告诉他：“下次她再到厨房里说脏话，你就……”然后教了他一句当地的俚语。

　　一天，玛丽又被蔡世新炒菜的香味吸引进厨房，顺嘴又说了一个“我操……”蔡世新马上对她说：“Getabroomstick(你回去拿扫把扫扫嘴吧)！”

　　玛丽吓了一跳，忙问：“你刚来，在哪儿学的这个俚语？”

　　蔡世新坦然回答：“当然是在校园里啦！”没敢说是比尔教他的。

　　玛丽挨了蔡世新的批评，若有所思地离开厨房。

　　第二天晚饭后，玛丽郑重其事地对大家说：“蔡，弗尔，比尔，你们听着，从今天起，我改邪归正，听你们的意见，不说脏话，也不带外面的男人回来过夜了。但我的房门晚上是不锁的，随时向你们诸位开着。你们谁进来都行。”

　　弗尔说：“得了吧，你就安静点吧！”

　　比尔说：“你的房间我们谁也不会进去。”

　　大家一阵哄笑。玛丽却一点也不在乎，真有点像美国的放荡歌星麦当娜。

　　西方人吃饭简单，两片面包，夹上火腿、奶酪，即成了所谓的三明治。蔡世新也学着做这玩艺儿。每天中午吃三明治是可以的，省时又省钱，但晚餐还吃它就受不了了。因此他还是每天晚上做色香味俱全的中国餐。其他四人晚上很少自己做饭，这倒大大方便了蔡世新。兴致高时，他会一连炒几个菜，然后慢慢享用。贝蒂、玛丽、比尔，常常对他的厨艺赞叹不已，只有弗尔摆个酸架子，不愿品尝他的中国厨艺，有时还抱怨他炒菜的油烟污染他的生活环境。

　　蔡世新火了，义正词严地说：“这房子里的其他人都喜欢闻我炒菜时的香味，就你不喜欢。我们可以开会投票，如果多数反对我炒菜，我搬出去。如果多数不反对，你搬出去！”

　　弗尔知趣地耸耸肩，不再言语。显然他很清楚地知道，那三人会投谁的票。

　　从此大家相安无事。经过一个学期的五人同住，蔡世新的英语口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法学院上课讨论时，再也不胆怯了。在年底的模拟法院辩论中，他还得到了教授给予的“良好”评价。这个教授当初还担心蔡世新英语辩论不能通过呢！(李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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