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丹一直跟我说“忏悔”

　　本报记者沙林

　　青年女作家九丹在新加坡惨遭心灵蹂躏，铩羽而归。她根据在新加坡的伤心经历写了一本叫《乌鸦》的书，今年初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激起一片谩骂声和叫好声。有人指责她不为尊者隐，把在国外的中国女人比做“铺天盖地飞临外国的乌鸦”，大大损害了中国女性在世界上的形象，而那些被她所描写的、为活得更好而奋斗在新加坡的昔日女友们更不原谅她。

　　与此鲜明对照的是，她得到文学界的盛赞。作家王朔撰文道：“九丹在写作方面非常坦诚，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坦诚，我认为做到这一点很了不起。”评论家李陀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九丹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作家。她的《乌鸦》代表了全世界的女性对这个男权社会金钱社会发出的一声呐喊。”而九丹自己解释道：“在生存成为第一法则的特殊环境下中国女性的扭曲，绝不是坐在书斋里的人神经所能受得了的。《乌鸦》真实得灼人，比任何虚构的小说都来得惨烈诡谲。”

　　这些女人从踏上飞机那一刻起就很虚弱

　　“每个女人出国都是因为对国内生活的某种失望———爱情、事业……”记者来到九丹工作的《卫视》周刊办公室采访时她首先说。

　　九丹出国前曾创作过《漂泊的女人》等小说，小有名气；90年代中期，事业受挫和爱情失败，使她对周边环境及“中国男人”产生了强烈的失望，于是她在生活中突然蒸发了，来到新加坡学语言。

　　境外4年，感慨颇多。九丹说她最不能忍受的是女人的虚假。出国成时髦，人们去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但去了这些地方的人回来时不管混得好不好，都学着外国人的姿态说OK，耸耸肩，照相时伸出两个手指头，甚至开始说中国这不好那不好。九丹特别指出某些女性，她们回来时好像忘了在国外自己做的事，本能地把她们出国的目的和回来的目的美化了。“我已经听到了许许多多的女人们一遍一遍说起她们在国外，去过景色非常优美的地方，享受到品质非常高的生活，碰到了一些多么具有绅士风度的男人。说她们在国外听到了一场很棒的音乐会，为钢琴小提琴流泪了。当我听到这样的话时就觉得很恶心。”她说面对这样一些人时她内心很难过。“实际我们这些中国女人从踏上飞机那一刻起，我们身上穿的衣服我们内心以及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很虚弱的。”

　　九丹初到新加坡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中国女孩在一起聊天时，都是窃窃私语，不让别人听见。后来才知道是怕那一口普通话暴露了她们的身分。即，她们是中国人。中国人怎么了？为什么怕人叫“小龙女”，她不得其解。直到一个先她而来的湖南女孩向她讲了真话：

　　几乎每一个大陆女人都梦想能留在这片美丽的地方，因而几乎每个女人都在读书的幌子下寻找各种机会，使尽各种手段留下来。谁学习啊，只有一年时间，你要抓紧学习就是傻子，你要抓紧时间让自己长期待下去，可是拿到签证太难了，于是大家都奔钱去了。

　　时间一长，九丹发现周围每个人的隐秘、每个人的活法。许多中国女孩子都认定，如果要生存下去就要找一个男人。一般开始是先谈恋爱，真的谈，期望能结婚，但绝大多数是收获失望和辛酸，实际上抢人家老公，抢人家男朋友是件很难的事。在恋爱上头破血流后，她们痛定思痛，就开始来浑的：找一个新加坡男人包自己，先把学费等日常费用给出了再谈……也有的中国女孩一出新加坡机场就直奔夜总会，她们就是冲这个地方来的。但这很危险，被移民厅抓住立刻遣送，还有挨鞭子的可能。可是架不住钱的诱惑，干好了一年能挣20万坡币甚至更多，肉体算什么……姿色不佳的女孩就找一个家教干干，教新加坡小孩子中文，一个小时几块钱。做家教在这里被人看不起。还有的做售货员，收入就更低了。

　　在损害中国女人的形象，也在损害着自己

　　九丹一直跟我说“忏悔”这个话题。她特别谴责她的女性同行不愿忏悔，不愿分析自己内心。“中国女性不愿忏悔。她们没有仔细地去体味、检查她们的眼泪里究竟含有什么东西，难道是单纯的委屈？也许更多地存在着别的东西，比如你伤害了别人。”

　　九丹得出结论：一些中国女孩在新加坡的现实确实惨不忍睹，到处遭白眼。比如到外面买东西，如果用英文，对方就很亲切自然。如果用中文，售货员虽然很客气，回过头就对同事鄙夷地说Chinese。

　　“我们当中有恋爱不成而杀人的‘小龙女’，有借离婚向新加坡男人索要巨额家产的妇人———官司打得昏天黑地，至今未了……新加坡的民怨像风一样刮起。

　　“在新加坡她们别的地方都不认识，就认识夜总会。而且白天找不到，只有晚上才能顺着熟悉的灯光摸到。在那烟气腾腾的地下室里，每个屋子里都坐着中国女人，在那里抽烟喝酒。问她们从哪里来，这个说是武汉，那个说是西安，还有说是成都……都很年轻，而且全是大学毕业。经常是早上一上课，校长就陪着移民局的官员来训话，于是我们知道班上又一个女孩昨夜在夜总会被抓住了。”

　　“跟我住在一个房东家的女同学，爸妈是部级干部，她在新加坡上的是2000坡币一个月的英国人办的贵族学校，这使她在能维持一种非常好的生活，也维持住了公主般的骄傲。可即使这样，当她与一个岁数比她大一倍的新加坡男人交往时，我在她脸上、眼神深处和故作轻松的笑容里，仍然发现了讨好和哀求的表情，发现了她和新加坡男人之间的不平等。”

　　《乌鸦》说的全是真话

　　九丹很容易激动起来，她说写《乌鸦》就是要与跟她一块出去的以及留在国内对未来抱着希望的女性一起探讨一下，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出国？我们想得到什么东西？难道仅仅为音乐会上的钢琴声和小提琴声去流泪吗？更多的让我们流泪的东西是什么？

　　“新加坡最终不是我们这种人的归宿，我知道我要走。”九丹说她曾有40多天睡不着觉的记录，“失眠，压抑，生活呈非常无聊的状态，再这样下去她觉得会死的。”

　　“原来我那么渴望的东西，过了一两年后，就觉得不那么重要了。金钱啊，生活条件啊，都跟你的内心自我无关。”九丹说当一个女人把自己未来建筑在欺骗男人、建筑在不道德的攫取上时，她收获的最终必然是痛苦，这是几千年不变的道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之无道，对于一个女人的打击更大，因为时光和情感对于一个女性是无情的，她从哪再去找回金钱以外的抚慰？再去找到未来面对孩子时的真诚？九丹知道她的劝戒在现在这个金钱大潮前显得那么无力，她只愿把中国女学生在新加坡的真实状况告诉国人，她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

　　她回国后用了一年时间写出《乌鸦》这本书，惟其真实得灼人，王朔写序，李陀撰文叫好。在签名售书式上，排在她前面的人流超过了同时签名的作家赵枚和阎连科，与排在梁晓声前的不相上下。她对蜂拥而来的买书者说，这是一本关于女性罪与悔的书，这本书里的所有细节都是真实的，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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