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晚，金庸先生在南开大学文学院接受记者专访。这位刚刚受聘南开大学名誉教授的著名“大侠”，似乎已经淡出江湖，潜心学问。

　　人品比功夫更重要

　　问：作为“大侠”，您对天津武术有所了解吗？

　　答：天津武术我只知道霍元甲。霍元甲武功好不好不知道，但人品很佩服。他坚持正义，是一位英雄。武功跟做学问是一样的，人品比功夫更重要。

　　问：您喜欢或者崇拜的老师有哪些人？

　　答：这就举不胜举，但兴趣比较集中在历史方面。我曾说过有4位历史学家，中国两位，一位陈寅恪先生，一位钱穆先生；两个英国人，一个汤因比，一个罗素。钱穆我跟他见过很多次面，罗素我也见过他，其他两位没有见过面，这4位我当他们是老师。

　　问：如今有些专家不负责任地弄虚作假，您认为做学问最重要的是什么？

　　答：我在浙大讲做人的问题，学问好不好不重要，人品要紧，要有风骨。“文革”时候看到很多人向权势跪下来磕头，这种人学问再好也没用。陈寅恪先生就讲，做学问最重要的是人品，要讲真话。

　　珍重名誉但不可过分

　　问：不久前，北京天文台曾用您的名字命名一颗小行星为“金庸号”，您如何看待此事？

　　答：这是北京大学一位天文系系主任、中科院院士建议的。我想他们本身可能喜欢看我的小说，所以他跟我提这个意思。我说我没有资格用这个名。他说行星绕地球转，转到哪里，肯定你的读者就在哪里，所以就比用其他的名字更加合适一点。金庸的小说不管好不好，走到哪里，总有人在看。

　　问：有人把您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排名放在前面，您认为是否恰当？

　　答：每个人对名誉都很珍重，但不可过分。你本来不应该得到的，得到了就不应该。排名第四，我不置可否，这对我没有什么好处。他排名我感谢他，但我自己考虑排不到第四，没有资格这么排。

　　问：那么，作为武侠小说家，您有没有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呢？

　　答：我想不大可能，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跟我写的小说完全不同。牛津大学有一位文学批评家叫约翰·凯瑞，他的文学批评理论我很同意。他认为在近代德国、法国、美国，知识分子的文学批评观念对人民大众完全歧视，就是说人民大众看得懂的东西都是不好的。他们认为好的作品一定要人家看不懂，看得懂就是不好的、浅薄的、无聊的、没有品位。我这个小说很多人看得懂，那肯定是不好的、没品位的。(笑)

　　主要精力做什么

　　问：有人说您是老报人，有人说您是“大侠”，有人说您是教育家，这些头衔中您更喜欢哪一个？

　　答：头衔不重要，主要是我活动的范围比较广泛，这可以说是优点，也是缺点。活动范围多，生活比较多彩多姿，不会简单化。我做人有些戏剧性，思想比较活泼，不大有成见，看到一种意见，会常常愿意从新的角度去看，所以在法律、文学上，我喜欢用新的观点去看。本来如果是成见的话，我有新的观点出来，就有点创见。这一来就觉得你有点成就了，有点名气了。这是个优点，但我的缺点是不能在一个方面老钻下去，一觉得太难，就不去搞它了，兴趣就到另外的地方去了，这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大专家。我本来是做报纸的，一生40年以上全部办报纸，后来我把报纸卖掉不做，决心研究学问，因为我觉得读书味道最好了。我在牛津大学作高级研究员，讲讲学，跟其他教授一谈，觉得自己有些不足。我们做新闻工作的人常常在讲，做新闻工作的人与专家学者有很大不同，做新闻工作每样东西都知道一点点，但懂得不全面。

　　人文与科技不要偏废

　　问：这几年您在内地走了许多地方，您对内地的人文文化状态有什么感受？对所谓人文精神衰落有什么看法？

　　答：人文精神消失也不至于。我们偏重科学技术，但这是全面发展的一个时期。专门讲科技，不能成为一个大学，只是一个科技学院。人文与科技不要偏废，两者都要发展。

　　问：如今，国内对青少年的教育中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舞弊现象很严重，您怎么看？

　　答：我不是上私塾，我一开始上的就是现代小学。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假冒、作弊等现象总会有的，科举时代作弊很多，现在作弊也很厉害，有的把答案抄在内衣上，或用手机，我看见过很多。作弊任何时代都有。我经验很丰富，尤其在报馆见的东西很多，你要作弊，想来骗我也不很容易。(笑)我觉得一个人应该聪慧一点，骗我不到也就算了，我也就不追究了。

　　现在流行的中文看了很不舒服

　　问：现在您开始研究历史，那么怎么看待您在文学史上的学术地位？

　　答：这个不敢当，武侠小说算不算文学我都不能肯定。在写作中，思想感情的表达方式，我只想尽量希望不受外语的影响。我希望尽量不用西方的文法。西方的语言我也不用。一般中国人看了，觉得你这个很中国化，我也就满意了。武汉大学一位哲学教授，原来是武大的校长，发表过一些意见，我非常赞同。他说现在流行的中文，看了很不舒服。这不是中文，而是英文、法文，是用中文来写的英文。

　　问：这其中是不是有“文字暴力”问题？

　　答：作家不一定有“文字暴力”。我主要说有些批评家，而且是“文革”时代留下来的那些政治评论家，无限上纲，不会用文雅的话讲话。我认为文学艺术主要是表现感情的，不是表现理智的。科学文章追求真理，理论文章讲真理是非问题，文学不讲是非，只讲爱你不爱，恨你不恨，敢怒不敢怒，这实际是感情的问题。我个人不主张“文以载道”，“文以载道”是另外的文字，文学不载道，文字可以载道。

　　问：您曾经在《大公报》工作过，那么这份报纸对您后来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答：很多技术问题都是我从《大公报》学来的。《大公报》本身有个传统，什么文字可以用，什么文字不可以用，但“文字暴力”完全没有这回事。(笑)这跟武侠小说关系不大，但与办《明报》关系很大。我投身《大公报》，心里很佩服《大公报》当时的不谠不谩，评论事件很公正，完全报道。报纸不应该歪曲事实，应该讲真话，不好讲的可以不讲。讲谎话骗人不是好事情，办报纸骗人也不是好事情，做人不可以，办报同样也不可以。

　　雅俗与好坏也是两个标准

　　问：通俗文学地位不高，是不是因为过于重视商业性？

　　答：商业性跟好坏没有关系，雅跟俗与好不好是两个标准，是不同的。好像一匹马跑得快不快跟马的颜色是两回事。雅俗与好坏也是两个标准，不能相提并论。我个人的看法是，雅的东西会欣赏的人比较少，雅的不一定好，俗的不一定坏。南开大学文学院一位教授提出，俗文学撑起了中国文学半边天。所以不要把雅俗跟好坏提在一起。

　　问：那么您心中“雅”的标准是什么？

　　答：我现在讲话就很雅，没有“文字暴力”，也不骂人。(刘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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