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研究者说，打工者的“第二代”，是生在城市或者很小就在城市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没有经历父辈们经历过的从农村到城市的过程，他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主要是参照迁入地的标准。与父辈的期望不同，他们强烈地要求自己的权利和地位垂直上升。在这种心理预期的驱动下，第二代移民对于面对的不平等缺乏忍耐性，如果不对他们进行正规有效的教育，他们难免会产生仇视社会的心理，这是很危险的。

　　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做了一个“改善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课题研究，其中有一项关于流动人口子女对北京态度的调查。

　　在回答“你羡慕北京的孩子吗？为什么？”这个问题时，有42.1%的流动人口子女答“羡慕”，57.9%答“不羡慕”。

　　“羡慕”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一些：因为他们住着高楼，我们住的都是自己搭的；他们都很快乐，也不干活；因为北京孩子在环境优美的学校里学习；因为他们家庭很富裕；因为他们家有电脑、有课外书；因为我们太穷。

　　“不羡慕”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和我都生活在中国，都是中国人；因为北京孩子太傲了；因为北京小孩子没有自立自强的精神；因为人家说外地人不如北京人；因为他们看不起乡下人，我们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北京孩子现在虽然幸福，但长大了就不一定，除非靠知识才能过得幸福等等。

　　从“羡慕”的原因来看主要是羡慕北京孩子优越的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不羡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城里孩子优越感和歧视态度的一种抵触。这些流动人口的孩子已感觉到了城市孩子与自己的差别，同时在城市壁垒面前这种差别又很难逾越，城市的“精彩”似乎只是属于别人的，自己只能处于边缘的地位。

　　孩子们的这种社会认知和内心世界值得警惕。就学是他们成长的一个环节，如果在这上面让他们感受到强烈的不平等，将加深他们心里的被歧视感和对立感。同时对已存在的城乡差别，如果不对他们进行正规有效的教育，不帮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很可能就会产生对抗心理。这也是很多人关注打工子弟学校、关注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原因。但是目前缺乏规范、条件简陋、四处漂泊的打工子弟学校，显然不能对流动儿童进行正规有效的教育，一位研究人员指出，政府应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赵树凯为此提出两点具体建议：一是大幅度降低甚至取消公立学校的所谓“赞助费”。公立学校应该成为吸收流动儿童就学的主渠道。实际上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北京本地的生源逐渐减少，很多公立学校都招不满学生，教育设施和老师皆有过剩闲置的情况。但是高额赞助费对多数流动人口构成一道不可逾越的门槛，不取消这道门槛，只会把流动儿童逼到打工子弟学校中去，造成一边是优越的教育资源被闲置，一边是打工子弟学校简陋的校舍被挤破了门的矛盾现实。降低直至取消这道门槛，既可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上学问题，又可以充分利用闲置的教育资源，是一举两得的事情，许多不合格的打工子弟学校将因此消亡。二是要规范打工子弟学校。应该规定这类学校的办学标准，对办学者和教师的素质、对教学活动和教学质量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达到标准的学校可以合法化，对于不合标准的则要坚决取缔。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把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解决好了，会使流动人口更愿意留在城市，并且将吸引更多的农民到城市来，不利于城市的稳定。换句话说，不解决流动儿童的就学问题，让这些孩子在城市里失学，就可以把那些农村人“逼”回老家，并且给那些还想来城市的农民以警示。主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课题研究的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的赵学勤副研究员认为，其实农民外出打工的原动力是经济方面的--就业机会和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才是吸引他们进城的根本原因，而流动人口子女上学只是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附属问题。

　　赵树凯认为，无论怎样，都不应当为了城市管理的方便而让这些孩子作出这样沉重的“牺牲”，这些孩子同样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法定权利。

　　一位研究者指出，城市解决好打工子弟的教育问题，将是一个“共赢”的过程，流动儿童的素质提高了，不光对自身有好处，对城市、对社会本身的稳定团结和健康发展也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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