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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赵朴老相识交往始于70年代初，那时我们住得很近，经常来往，有时在胡同口、街道旁也会碰见他和夫人陈邦织大姐一起散步。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的公务逐渐繁忙起来，到他家拜访的内外宾客越来越多，为了不影响老人家的工作和休息，我尽量安排在重大节假日才去看望他和陈大姐。后来我的住处搬远了，工作担子也重了，照理探望赵老的次数会减少，但是实际上做不到。每逢元旦、春节、五一、中秋、国庆，总要去看望赵老，心里才踏实。
赵朴老长我25岁，是前辈，是师长，但我们相聚在一起，谈古论今，说长道短，总是谈笑风生，有说不完的话题，毫无“代沟”。忘年之交三十载，日积月累，相互建立了深厚的诚挚的情谊。他的高尚人格、品德、风范和情操，深深地感染着我、教育着我。他渊博的学识、坦荡的襟怀、慈祥的微笑，使我每一次与他在毫无拘束的“闲聊”中不知不觉地受到很多教益，仰慕敬重之情油然而生，与日俱增。
赵朴老离开人世一年了，这期间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许多往事，一阵一阵，反反复复，涌上心头，浮现脑海，永远难以忘怀！
赵朴老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同时又是我国著名作家、诗人和书法大师，享誉海内外，他留下的数千首诗词曲，大都是在繁忙的政治社会活动和宗教工作的余暇创作的。他知道我喜爱诗词与书法，每次相见，常有新作相赠。有亲笔手书的，也有铅印、油印、复写的，有定稿，也有未定稿。他的诗集《片石集》、《永怀之什》出版后，我是第一批读者之一；1975年6月他赴四川、云南视察时所作的《西南行杂诗》五十七首，1977年1月批判“四人帮”的《故宫惊梦》，1977年3月吊贺龙同志的《洪湖曲》，1979年4月随邓颖超同志访日参加周总理诗碑揭幕典礼后作的《岚山行》，我首次见到的都是未定稿。
1975年5月，著名画家吴作人先生为我和曲格平同志各画了一幅西藏牦牛图，题为《奋进》，5月28日我携此画请求赵老题字，那天巧逢我国登山队登上珠穆朗玛峰，登顶九人中有八人是藏族，赵老非常兴奋，当即挥毫“题数语，以志喜庆”：
奋身脱鞭索，飞步蹑星虹。
踏破万古雪，登上最高峰。
雄光照天地，回望东方红。
1976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逝世，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沉浸在悲痛之中，赵老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写下了多首挽诗，那一年国庆节又作了《永难忘》(自度曲)。
记得赵老赠我《永难忘》时是十月初的一天晚上，在北京西四广济寺院内一个窄小的偏宅中，因为唐山地震时他家的“门楼”被震塌，被迫临时迁此。这首《永难忘》曲，感人至深，我曾几十次默背诵读，并复印多张手迹转赠友人。
1980年国庆节前夕，我去拜访赵老时，他正在书写一首《人月圆》词：
良辰美景逢嘉会，
千里共婵娟。
澄清万古，
人间天上，
分外明圆。
协和肝胆，
庄严事业，
十亿腾欢，
玉轮远照，
金瓯须满，
吟望台湾。
见我到来，又加了一段话，说明这首词是在全国政协中秋节茶话会上的朗诵之作：“顷同珍同志来访，见此纸，尚未书竟，因补成奉赠留念”。
赵朴老生前最后几年，虽然年高体弱多病，长期住院，但他仍然孜孜不倦地伏案奋笔或捧书勤读，关心国家大事，精神状态很好，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
1996年10月4日，在北京医院病房，赵老兴致很高，那天与我交谈约两小时，他讲了香港天坛大佛建设招标的故事，讲了无锡灵山大佛是最后一个露天大佛，东西南北中五方五佛都有了，今后不再新建露天大佛。这次见面赵老赠我一支英雄100号金笔，上刻“朴初赠时年九十”字样，再过一个月即11月5日是他虚岁九十寿辰，提前得到这样一支珍贵的纪念笔，我感到非常幸运。
20世纪的最后一年元旦，我想去看望赵老，陈大姐说赵老正患感冒。春节(2月5日)，我想去给赵老拜年，又怕影响老人家休息。直到2月16日，才与陈大姐联系，约定次日下午4时半到达北京医院。赵老见我们去，从床上坐起来，说话声音很低，很缓慢，偶而面带微笑，精神大不如前，过一会因体力不支，又躺下休息。我们离开病房时心里感到非常沉重。很为赵老的健康担忧。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相见竟成我们与赵老的最后诀别！
赵朴老走时是那样的平静和坦然，在八宝山送别那天，我仿佛又听到他老人家吟诵最后给我们留下的诗篇：“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顿时在我的脑海中，赵老的形象更加高大起来！(金同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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