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到《辞海》的诞生地———上海：在山东、安徽、北京、河北、陕西等地，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发行员相继发现99版《辞海》的各类盗版本。今年初，全国“扫黄打非办”在京召开《辞海》盗版案件协调会，将其列为今年全国督办重点案件。

　　寻盗版上海悬赏 《辞海》遭盗版！

　　《辞海》刊行于1936年，它是久享盛誉的名牌图书，是亿万读者解疑问难的百科全书。新中国成立以来，它的编纂、修订得到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的直接关心和支持。煌煌巨著，凝结着五千余位专家近半个世纪的心血，成为我国科学文化水准的象征之一。国庆五十周年前夕，1999版《辞海》彩图本、普及本发行。2000年1月，缩印本上市，受到社会各界赞誉。孰料，这样一部“顶级”图书，竟也有人对它下了毒手……

　　著作人、出版社的权益横遭侵害，国家的声誉和税收的损失难以估量，知识产权的保护受到猖狂挑战！

　　罪恶的行径激起了公愤。

　　2000年5月26日，上海市委老领导、建国以来《辞海》第三任主编夏征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辞海》副主编叶叔华，副主编翁史烈、杨福家、马飞海、裘沛然和出版、司法、公安等方面联合署名，向全社会发出《打击盗版，维护〈辞海〉合法权益》的呼吁书，著名学者钱伟长、苏步青、李国豪、谈家桢也强烈要求严厉打击盗版行为，并在呼吁书上签了名。当日，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李伟国通过新华社向各大媒体发布消息：悬赏15万元，举报《辞海》盗版者。

　　原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全国“扫黄打非办”主任桂晓风闻讯，当即表示：《辞海》被盗版是一起严重事件，要列为重点案件进行追查。上海警方立即着手侦查此案。一场维护《辞海》合法权益的战斗拉开了序幕。

　　查盗版困难重重

　　《辞海》被盗版的消息见诸报端后，很快在一些盗版案发地引起反响。短短半个月内，上海警方接连收到出版社上报的多条举报线索。

　　5月29日晚，陕西省汉中市。几位印刷界人士在一次老同学聚会时，看到当地报纸登载的《辞海》被盗版、有奖举报的消息，便议论起来。应该说这是些很有正义感的正人君子，他们对印刷行业比较熟悉，对一些厂家无视法规、非法盗版的情况比较了解，对无偿占有别人知识成果的盗版行为深恶痛绝。当时，他们得知汉中印刷厂盗印了大批新版《辞海》，正要向有关部门反映，看到报纸后，立即付诸行动。第二天，上海辞书出版社就接到了他们的举报电话。

　　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分局领导闻讯，急派侦查员郑尧刚会同市版权局、辞书出版社的同志一起飞抵汉中。经过调查获悉：在最近一个月内，汉中印刷厂在没有办理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非法盗印新版《辞海》5000套。委印人是西安的李渭渭和南京的哈翎，盗印《辞海》所用的菲林片也是他们提供的。

　　6月8日，郑尧刚等与汉中市公安局、陕西省版权局同志一起赶赴汉中印刷厂调查取证。举报人向他们反映，数天前厂里风闻你们要来，就组织突击“大扫除”，清理出来的印刷品有三卡车之多。职工们证实：2000年1月至3月，厂里10台胶印机昼夜加班加点，盗印新版《辞海》，印刷完毕后，业务员就将其中的二千五百余套发往火车站，余下的二千四百余套在“大扫除”后转移到厂外，去向不明。当侦查员向副厂长张明、厂党委副书记陈文德了解该厂盗印《辞海》情况时，两人矢口否认，称近月来承印的书籍只有“四大名著”，从未接到过印刷《辞海》的业务，并称连一般字典都没印过。作了伪证后，两人还签字画押，信誓旦旦地表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当天下午，检查人员在该厂装订车间废纸堆里发现辞典的印刷样张，遂将其拣出，欲作证据之用。不料，一青工突然冲出，抢走样纸，检查人员追赶不及，摔伤了下巴和手掌。检查人员要求厂方找到该青工，交出辞典印刷样张。但张明、陈文德声称不认识这个青工。检查人员欲进一步了解该厂盗印《辞海》一事，陈文德却推脱说：“老大”(厂长)出差在外，我们老二、老三不好说话……

　　张明、陈文德两人以为只要一问三不知，转移罪证，警方就无可奈何，殊不知，他们无法一手遮天，他们即使不开口，也堵不住全厂职工的口。侦查员坚信，在这样一家党政班子齐全、拥有一百多名共产党员的资深国营企业，不愁找不到案件的突破口。

　　6月9日，案情上报到北京，全国“扫黄打非办”领导批示：将此案列为2000年全国重点督办案件。并指示陕西省“扫黄打非办”和省公安厅协助上海警方依法查处此案。

　　破盗版山东告捷

　　正在此时，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分局接到上海辞书出版社有关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涉嫌印刷盗版《辞海》的举报信，分局领导命郑尧刚等人立即赶赴山东追查此案。

　　6月15日，山东省公安厅和版权局领导听取上海警方通报的情况后，立即指示东营市公安局和新闻出版局协助上海警方开展查证工作。

　　当晚10时许，上海专案组在东营市新闻出版局两位领导以及广饶县县长的陪同下，赶到该市新华印刷厂做调查。专案组在厂内一个堆放垃圾的土坑内查获印刷盗版《辞海》的一块PS版。在铁证面前，该厂领导只得如实交待盗印新版《辞海》缩印本的全过程。

　　去年1月，该厂受北京不法书商吕某委托，用对开轮转机以每本58元的印工费非法印刷新版《辞海》缩印本5000册，盗版所用的菲林片也由吕某提供。

　　当地政府对这起案件极为重视，快刀斩乱麻，大刀阔斧地对该厂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整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配合上海警方查清全案，对有关涉案人全部作出党纪政纪处理，没收该厂非法所得，并处罚款，还进行了为期七天的停业整顿。

　　查清全案后，专案组在北京警方的全力支持下，掌握了不法书商吕某的基本情况，对其多方布控。在强大的政策攻势下，慑于法律的威严，9月下旬，吕某在家人的陪同下携带25万元巨款向上海警方投案自首，如实交待了盗印《辞海》的犯罪事实，并将未及售出的《辞海》盗印本逐一收回，发往上海，悉数追回已售出的盗版本。鉴于吕某的认罪态度较好，上海警方对他采取了取保候审措施。此后，东营市新华印刷厂法人代表与广饶县有关领导一起专程到沪向上海辞书出版社当面致歉，主动赔偿人民币数十万元。中央领导丁关根同志闻讯，特地派员来上海听取汇报，肯定了上海的做法，指示把上海打击盗版的经验向全国推广。

　　追盗版挥戈北上

　　上海专案组自6月中旬暂离汉中后，一连五个多月没有在汉中开展调查。汉中印刷厂的几个决策人以为从此太平，可以高枕无忧了。于是，他们一边大胆盗印其它大型工具书，一边加紧同盗版《辞海》的委印人联系，催着他们快把余下的盗版本提走。委印人怕警方查处，吓得不敢上门提货。几个厂领导却胆大妄为，到处抛售这些盗版本，还向全体职工宣布了“保密纪律”，声称“谁要把厂里盗版的事捅出去，谁就是汉中印刷厂的千古罪人！”

　　这些自以为得计的盗版者做梦也没想到，上海警方在速战速决、侦破东营市《辞海》盗版案后，又挥戈北上，对汉中盗版案进行外围取证。9月中旬，上海专案组历经曲折，终于找到了汉中盗版案不法书商哈翎的踪迹，并从哈翎的前妻处得知，哈翎怕上海警方抓人，所以不敢露面，特叫她前来传达口信：哈翎承认曾出资七万元参与盗印《辞海》，他表示愿意赔偿了结此事，但不愿透露具体细节情况。

　　11月初，上海警方又收到辞书出版社转来的一封来自汉中的举报信。信中不仅对汉中印刷厂接受不法书商盗印《辞海》的整个过程予以揭露，还举报该厂厂长张一鸣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厂内采取了一系列的对抗措施，包括：要大家死不认账，加强门卫，不准生人进厂，并准备将剩余的盗版《辞海》出手等情况。

　　根据这封举报信提供的线索，上海专案组于11月9日抵达济南某造纸厂，获悉：汉中印刷厂于1999年12月在该厂购买了34.5吨40克字典纸，每吨价格9600元，货款分三次结清，货一次发完。据行家计算，这些字典纸正好印刷5000套《辞海》。经过这项调查，进一步获取了汉中印刷厂盗印《辞海》的强有力的证据，从而进一步激发了专案组同志的工作信心。 12月3日，由“全国扫黄打非办”、陕西省公安厅、新闻出版局、上海市版权局、辞书出版社、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分局有关同志组成的专案组前往汉中，再次追查《辞海》盗版案。 　 盗版不得人心。专案组刚抵达汉中，就有职工连续打电话到专案组住宿处，举报该厂领导盗印《辞海》的不法行为，并提供了有关线索。 　 当天晚上，专案组对犯罪嫌疑人———汉中印刷厂法人代表、厂长张一鸣，副厂长张明，市场开发部副经理张存光以及作伪证、声称“愿承担法律责任”的厂党委副书记陈文德进行突击审讯，查实了该厂盗印《辞海》的犯罪事实。这些犯罪嫌疑人先后交待：1999年12月，张存光伙同张明受不法书商李渭渭、哈翎委托，接受了由他们提供的盗版《辞海》菲林片和预付款30万元。嗣后，在厂长张一鸣的指挥下，厂供应科从济南某造纸厂购进印刷盗版《辞海》用纸，在两个月内盗印《辞海》普及本5000套，总码洋240万元，其中二千五百余套已被书商提走，剩余的二千四百余套于去年5月底由张一鸣指挥全厂中层干部转移到郊外藏匿。专案组当即出击，赶赴汉中郊外，依法查封了这批盗版《辞海》。 　 在调查此案过程中，专案组还发现该厂除盗印《辞海》（普及本）外，还有大量盗印其它工具书和武打小说的嫌疑，经初步认定，这些盗版物的总码洋达九千余万元。汉中印刷厂的涉案人张一鸣、张明、张存光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等待处罚。根据各地群众举报的新的盗版线索，上海警方正在组织力量进一步深挖细查…… 　 最近，上海警方经过缜密侦查，已确切掌握不法书商李渭渭、哈翎的确切身份和住址。警方敦促李、哈两人尽快向警方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 　 与此同时，专案组还获得来自各方面的信息：目前在河北、江苏等地也有盗印、批发、出售盗版《辞海》的情况，盗版《辞海》的违法活动还在蔓延。 (本报通讯员赵进一、本报记者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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