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金庸先生频频在媒体上出现，且不时有惊人之语。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时(参见5月24日《南方周末》)，他对内地文坛存在的所谓“文字的暴力”提出了批评。他的原话是这样的：“文字暴力不单单是文字的暴力而已，这反映了中国优雅的优美的文化传统在一些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中没有了，这反映了他内心的暴力，放弃了优雅的文化。文字暴力表现他内心的暴力倾向。”

　　5月30日，《中国青年报》发了一篇对金庸先生的专访。其中，他对中国文学“诗言志”、“文以载道”的传统也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金庸先生的这些看法一经刊出，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各种意见纷争鹊起。本版为此特地组织了一次讨论，以飨读者。

　　补正金庸

　　前不久，金庸先生就文字暴力发表谈话(参见5月24日《南方周末》)，既未给文字暴力下定义，也没给文字暴力举证，比如说谁谁的作品有文字暴力倾向，或他的哪句话是文字暴力的典型，而只是说“王小波不是文字暴力”、“贾平凹也不是文字暴力”之类……只说什么不是文字暴力，不说什么是文字暴力，那么文字暴力便如金庸先生笔下的某些江湖绝艺一样，自己心悟意会去吧。

　　根据我的意会，在金庸先生心目中，王朔的一些东西可归于文字暴力，李敖的所有东西恐怕全是文字暴力。“文字暴力表现他内心的暴力倾向”，“文字暴力反映一个人人格的卑下”，“人品很低下，很差”，“一个人文风差的话，品格也就很差了，品格很差的话就不值得去看他的文字了”，文字暴力者没有羞耻感……诸如此类，对文字暴力的厌恶呼之欲出，几乎不像是一贯的金庸了。

　　金庸先生给文字暴力开列的特征也罢，罪状也罢，某种意义上可以起到警顽起鲁的作用，可是起码我个人觉得也不能照单全收。文字暴力的确是内心暴力倾向的显现，这不成问题，可关键是内心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些暴力倾向？社会是残酷的，内心不够温顺，不够小绵羊，就是“人格卑下”吗？我不说王朔，只说李敖。李敖肯定是文字暴力的，可是没有李敖的文字暴力，台湾的舆论铁桶能打破吗？并不是说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是李敖只手促成的，可是李敖的暴力文字在此项事体上所起的作用无论如何要超过琼瑶的言情文字应是没有问题的吧？如果台湾文人如金庸然个个写武侠，如琼瑶然个个撰言情，台湾的报禁、言禁永无打破之日。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字暴力的李敖不仅人格不“卑下”，反倒比优雅的金庸、纯情的琼瑶更“高上”。

　　有些要人不拿民主、文明当回事儿，可是他却怕往他家大门上抹大粪。李敖就是专往一些人大门上抹大粪的主儿，尽管很“粗鄙”，可他制服了那些不拿民主、文明当事儿的恶人。金庸先生则反是，他能与不拿民主、文明当事儿，只怕被抹大粪的要人优雅相处。这一份优雅体面，几于同流合污。所以对金庸先生“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如果写文章暴力倾向太多的话，人家会看不起的”之谆谆教诫我就有不同的理解。既然文字暴力的作用并不只是邪恶一色，那么冒着“被人家看不起”的危险去写作暴力倾向文字的年轻人在我看来就有些“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意味。谁不知道被人家看得起好呀，可是他的血太热怎么办？这是生理的，就像没法选择父母一样，没法选择冷血和优雅。这是生态问题，血的生态、文字的生态和社会的生态。所以根底浅一些的年轻人没必要一见金大侠数说文字暴力便自责得摔头找不到硬地，“尽弃其学而学焉”，就像当年胡适博士一说整理国故有戏，根底浅的年轻人就争钻故纸堆一样。

　　与文字暴力相对，金庸先生呼唤回归“中国的优雅传统”。这一点仍然不能简单化。优雅是需要的，但是传统的优雅需要分析。中国是太平洋西岸东亚季风区的一个大国。季风区嘛，大旱大涝必然年年有。旧时，即所谓“优雅传统”的产生和鼎盛时代，因生产力低下，年年有大旱大涝即意味着年年必有饥馑。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居然积淀了如此丰厚的“优雅传统”，足见那时的文人是如何冷血，如何缺乏现代人文情怀。这是一种关起门来一个劲儿只顾自己的优雅，一种心木化、肝硬化的优雅。在金庸先生看来，在优雅的程度上，杜甫和白居易肯定赶不上王维和苏轼，鲁迅肯定也赶不上梁实秋，可是我却更亲近这两组的前者。在一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国度里谈美食的文人，合该给暴民或饥民当美食吃掉。在一个灾难深重的社会里关门炮制优雅文章的作家，我认为他是一个“雅痞士”，一个与薛蟠相对的、优雅的混世魔王。

　　金庸先生说，“我这个白话文的惟一的目标就是不要欧化”，“我是绝对避免欧化在小说中出现的”，“现在的很多人写文章好像是用英文的文法来写的……用中国的文字写的西洋语言……他讲的不是中国话”。那么请看金庸先生这句话是哪国的语言。《南方周末》的记者问：“广州的报纸您看过吗？”金庸先生回答道：“有看。”这个“有看”是中国话吗？我不知道南方几个方言里有没有“有看”，起码整个大北方方言里我敢说没有谁说“有看”。那么这“有看”是怎么来的？想必是从英文的haveseen／read或haveseeing／reading来的。“有看”这种表达法金庸先生用得很圆熟，中央台一次《对话》节目请他做嘉宾，就说了许多这样的句式。“有”字后面加动词(实际是过去分词或现在分词，汉语没有词形变化，看起来是动词)，现在北京这边也这样用，有流行起来的趋势。据我的揣摩，这种结构比单个动词要委婉一些。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句子欧化问题不能弄成把柄的套路，实际已是人人谁也不免焉，却该骂就骂，而不反躬自看。

　　就教于金庸先生

　　“文学泰斗”(此称号见5月29日的《羊城晚报》)金庸先生前不久好像有点忙。我先是从一个叫《娱乐现场》的电视节目中知道他的广州之行，后是从5月30日《中国青年报》上得知他随后的天津之行，两行之中，金庸先生还忙里偷闲地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很有点马不停蹄、席不暇暖的意思。在这里，我对忙中的金庸先生有一点观感，而不涉及对他作品的评价，这是需要首先向无数的“金庸迷”声明的。

　　报上说，金庸先生在天津遭遇了两件“不快”之事，其中一件是观看一出京剧汇演时，金庸先生中途退场，因为他看到一位曾在“文革”中大红大紫的演员仍在台上操持旧业。金庸先生“不快”于此(这“不快”虽有点使人费解)，自然有他的理由，要怪只能怪办事的人考虑不周。其实之前在广州，金庸先生或许就有了“不快”。因为从电视画面上看，广州那个会场闹哄哄，以至于金庸先生要不时呼吁安静，才得以维持会场的秩序。可见，即使是“泰斗”、“大侠”，也还不能做到从心所欲，也还有“不快”之事。报上说，金庸先生似乎已淡出江湖，潜心学问。如果是指淡出小说这个江湖，那么是确实的，因为据说金庸先生已有30年不写小说了。但从社会活动如此频繁来看，恐怕金庸先生还没有淡出社会这个江湖，我看这也是导致金庸先生“不快”的主要原因。如果坐在家里“潜心学问”，是断不至于有这些“不快”的。所以，为身体计，为学问计，建议金庸先生适当减少社会活动，因为自己毕竟是一位年近80岁的老人，要“笑傲江湖”已殊非易事。

　　5月30日的《中国青年报》还发了一篇不短的对金庸先生的专访，坦率地说，对金庸先生的观点，我除绝大部分表示赞许外，也有一两点疑问。比如金庸先生认为“文学不讲是非”，“文学不载道”，我就有不同意见。“诗言志”、“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学的传统，您看不起这个传统，要抛弃这个传统，是您个人的事，无可无不可；但假如您是内地一个大学文学院的院长，或是一个大学文学院的名誉教授，这样的文学主张就有可能成为一种导向。另外，蔑视传统是一回事，能不能脱离传统又是一回事。很多人表示要和传统彻底决裂，低下头一看，自己身上还是不争气地流淌着传统的血。人只有死了一遍，才能有所谓“脱胎换骨”，但即使是“脱胎换骨”之后，也还是不免要感染四周散发的传统气息。文学真的是或真的能做到只讲感情、不讲是非吗？且不提“文学即人学”，仅从文场来看，连搞文学的人都不免有是非，他搞的文学能没有是非吗？金庸先生那些普天下如饮狂泉的皇皇巨著，当真只有感情而没有是非吗？是非是有的，只不过理论文章是用逻辑来讲是非，小说是用故事来讲是非，仅此而已。

　　先前，金庸先生担任内地大学文学院院长之际，我就想，以一个老报人的身份，金庸先生去做内地某大学的新闻学院的院长或许更合适。

　　但看了这篇专访，我对自己的这个想法产生了怀疑。“一生40年以上全部办报纸”的金庸先生曾在某报工作过，“心里很佩服该报的不谠不谩”。该报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复杂得很。我没有在该报工作过，对它的曲折历程也不甚了了，但我从书上学到的是，“三驾马车”主持该报时，确立的办报方针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知道这与金庸先生说的“不谠不谩”是不是一回事。但仅从文法上讲，“不谠”是讲不通的，更不值得“佩服”。而且，我的老师还说过，所谓的“四不”方针不过是其表象，对蒋介石实际上是“小骂大帮忙”的。

　　我所学到的知识与金庸先生所说的很不一样，这让我感到很困惑。我可以断定的只是，金庸先生的新闻观，与我所学到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大异其趣的。

　　倘若我的观感也将引起金庸先生的“不快”，小子先抱一个歉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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