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快乐？我怎么都想不明白。原来，我根本不喜欢上班。”“上班这件事，从本质上来讲是很荒谬的。”“上班族像只企鹅，你看，写字楼里的他们，黑西服，白衬衣，每天晃啊晃。”一直觉得看朱德庸的漫画很有意思，原来听朱德庸瞎聊，也很有味道。这位台湾的漫画家上周“出省”，越过海峡，6月29日到了北京。他用带着台湾味道的普通话，与讲一口纯正“国语”的北京青年交流，现场不时爆发的开怀大笑，就像看朱德庸的漫画到了抖包袱的第4格。最多的话题是“关于上班”，因为朱德庸的《关于上班这件事》正在京城某报连载。

　　举目四望，这天约会朱德庸的，多是二十多岁的北京年轻人，《双响炮》，醋熘CITY系列，还有《涩女郎》里的“万人迷”“天真妹”，朱德庸的作品和作品里的人物，都为这些“上班族”所熟悉。他们对朱德庸的理解超过了对自家舅舅的了解———1960年出生在台湾，江苏太仓人，当年上学上得很痛苦，爱画画，服兵役的时候，晚上趴在被窝里，照着手电筒画。后来自己砸掉“金饭碗”，回家做了台湾最早的soho族，成了一个把漫画当职业的人。

　　朱德庸只做过4年的上班族。因为《双响炮》的大获成功，服完兵役后的朱德庸进入台湾《中国时报》工作，“每天只用上班一个多小时，轻松得不得了，待遇很好。但是一点都不快乐。”朱德庸说，“终于有一天，阴冷的一天，我慢慢地走到巷子口，突然明白了：我为什么这么不开心，原来我根本不喜欢上班。”他跟太太说不想再上班，“伟大的”太太同意了。“过了一个礼拜，我太太跟我说，她也不想上班了。”

　　不喜欢上班的朱德庸，在《关于上班这件事》里，“幽默”了海峡那边的“上班族”一把，居然海峡这边的上班族看了没有距离感。“上班是人类最可怕的文明之一，”朱德庸说：“世上万物中，只有人类发展出了上班族，只有人类要每天挣扎着早起，赶着去上班，打卡……周而复始。想想看，这真的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人类过于强调文明了。”

　　北京的soho族会越来越多，这是那天“海峡两岸”的共识。“上班族偷懒，是偷老板的懒；soho族，要偷懒就是偷自己的懒。”朱德庸说，做soho族更需要懂得减压。他觉得，自己最初会选择画漫画，本身就是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当画画成为职业以后，他的减压秘诀是音乐和旅行。当他抓不到创作的灵感时，会听一会儿音乐，那些刚刚还漫天飞舞的灵感一下子就很好地排列起来。

　　出现在《关于上班这件事》中的老板的形象，是一个始终戴着头套的人。现场几笔画出老板模样的朱德庸说：“头套上的花纹代表老板也有柔软的一面。”“漫画其实是减压的。”一位北京的白领补充：“漫画是缓冲‘劳资’双方矛盾的好东西。”据说，一些公司已把朱德庸的漫画贴进了洗手间。(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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