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白岩松)：你从一个特别小的地方走出来，成为一名大家，这其中，梦想是不是特别重要？

　　答(余华)：梦想当然非常重要，但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梦想没法和现在比的。前些日子，中央台有个节目，很多各地 的孩子来北京，采访他们想要什么？北京的孩子说我想要一个飞机，不是玩具是真的，有一个西北的孩子说他想要一双白球鞋 ，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那个时候唯一能梦想的就是写作，结果我恰恰干了这份工作。

　　问(白岩松)：在你生命过程中，印象最深的梦想是什么？

　　答(姜昆)：有一天我妈拿了一个本子给我看，上面是她跟谁家借的钱，十几年来都是这个月的钱还上个月借的。然 后再借，我妈特自豪的是，我家那儿的东四北大街，没有她借不出钱的。当时听过我眼泪就下来了，我那个时候只挣30多， 但我对我妈说：我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我要把你所有借的钱都还清。第二，我一定要让你有自己的存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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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千年来了，我们《东方之子》栏目总要弄点新意思，于是设计了一个“我的梦想”系列.让各行各业顶尖的人物来 谈自己过去的梦想和梦想中的未来。

　　我们原本打算是以非常轻松的心情来面对“梦想”这个词汇的，甚至做好了听到各种各样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的准备 。

　　可惜，我们错了。

　　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在我们颇有点科幻色彩的演播室背景下，把梦想讲述得极其现实，并因此显现出一些悲壮的意味 来。

　　一想也只能这样。

　　写出《活着》的作家余华，从小生活在浙江的小城海盐，在他记忆中，那是个连自行车都没有的地方，生活在几十年 里都非常平静，长大了，子承父业。余华也成了医生，不过是个牙医，天天面对的是别人的口腔。

　　几年的牙医生活过去，用余华自己的话来说，口腔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只是余华自己这样认为，其实牙医还 是高尚和热门的职业)，有一天，他看到诊所外头有人总在闲逛，一问是文化馆的，这让他很羡慕，便问：怎样才能进文化馆 ？人答：会作曲或会画画或会写作。余华思考半天，作曲与画画，怕是不可能了，好歹认了五千多汉字，于是梦想出现了，要 写作，然后进文化馆，也能闲逛。

　　余华就在这个梦想的牵动下，走近了文学走向了文坛。

　　这是他当时唯一能梦想的事情，就像西北的孩子不知飞机为何物，因此白球鞋总在梦里出现。

　　今天的姜昆正玩着最时尚的网络，一不注意，还成了1999年十大网络人物，可在采访中，姜昆总不能忘记的梦想 是替他妈妈还钱的那一个。

　　说这一段时，他的眼中分明有泪花。

　　做梦是需要基础的，当生活的背景是一片黄土或是万般贫穷时，梦想很难像我们想像的那样可以自由地飞，一点点生 活现状的改变，都可以变成诱惑自己一生的大梦想，这不能不让我们在今天回头的时候感觉到一些伤感。

　　如果仅仅在回头的时候，梦想很现实也就罢了，但一位又一位精英人士坐在我们面前大谈未来的时候，梦想仍然现实 得可以，很少有人谈论到二十年以后。也许他们都知道，梦想是需要勇气的，如果做了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梦，那做梦还有 什么味道。

　　面对原本想让自己轻松的“梦想”二字，我们也开始变得沉重起来。“梦想”的很现实，是我们几代中国人的宿命， 其实问问自己，又怎敢直接拿心中最美好的梦想说出来？作为传媒中的一员，我个人只希望，现场直播能更多一些，束缚能更 少一些，真正的新闻自由，我还一时不太敢有勇气去梦想。

　　人总在梦想中前进，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也总在梦想中执著地向前走，就在二十世纪的头二十来年，当时的中国知识 分子也玩过一个“梦想游戏”，今天回头看，那梦想更没有梦幻的色彩。比如林语堂，他说到：“我没有梦想，我也不梦想军 阀不杀人，但只希望军阀杀了人之后，不要用25块钱把人头卖给被杀者的亲属。”

　　看到这样的梦想，我们有些沉重的心情又慢慢舒缓起来，因为我对面的被采访者，梦想虽然还很现实，但毕竟已经轻 盈许多。

　　比如余华，他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文字创作时代终结者中的一个。

　　比如姜昆，他希望在网络中能找到过去他在相声舞台上感受过的辉煌。

　　比如……

　　拥有什么样的梦想，最能检验一个民族现如今的快乐程度。

　　我希望我们的梦想更加轻灵新奇更加天马行空无拘无束。

　　(摘自《华夏》2000年3月号，白岩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