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金秋，我去母校中央民族学院办事，在校园里邂逅将近80高龄的于道泉教授。于先生把我带到他家中， 指点我从书架顶层取下一本书。这是一部日文版的世界学术名著，书名很稀奇，叫做《妖怪学》。此书精装，厚达两千多页， 将近五斤重。作者是日本著名学者、文学博士井上圆了。1931年出版，于先生解释说是特地放在不容易够到的地方，怕我 来时找不到。临告别时，先生郑重交给我，叮咛说：“这本书很有价值，现在恐怕没有了。应当翻印几部。你拿去长期保存吧 。”

　　于先生是山东临淄人，生于1901年，早年就读齐鲁大学、北京大学，攻数学。先生有语言天才，精通藏语、蒙语 、满语、英语、法语、德语、土耳其语和梵文等。当然，先生精通多种语言，主要由于他的勤奋好学。他为了学习藏语，曾到 雍和宫自愿服杂役。新中国成立后，于先生与马学良先生等一起创建了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开拓了一批学科， 培养了大批人才。他自己也成为国内外著名的藏学泰斗。

　　1961年到1966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时，我的几位藏语专业授课老师都是于先生的高足。于先生的主要业务 是指导系里的教学工作，亲自为研究生授课，为我们本科生讲课不多。但我在一年级时，拜读了先生于1931年翻译的六世 达赖仓洋嘉措的情歌。这些情歌热烈真挚，词句奇妙，先生的译文优美流畅，轰动了国际藏学界，也使我这个后生小子惊异， 彻底地被“俘虏”了。后来在我们学生中，又流传着于先生许多传奇故事，令人崇敬，又颇觉有趣。比如说，他生活极为俭朴 ，但舍得花钱买书，据说他走进书店，总是摊开一张大包袱皮儿，一选就选中一大堆书。初次接触他的书店工作人员，看他衣 着普通，举止古怪，往往疑窦丛生。等到于先生掏出一大沓钞票，用包袱皮儿把书亲自背起来时，他们一个个变得目瞪口呆。 送我的这本《妖怪学》，是于先生在50年代从中国书店旧书部淘来的，花了10元钱。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

　　于先生送书给我，大概是因为我差一点儿做了他的研究生。大学毕业前夕，系里已决定让我留校读研究生，修古藏文 专业，于先生担任主要导师。可惜“文革”骤起，天昏地暗，把分配方案彻底粉碎了。

　　我的人生道路一下子逆转，学业一耽误就长达12年。幸亏邂逅于先生前两年，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我成了恢复高 考后的首届研究生，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宗教学系。回到北京后，我一头扎进学习里，竟然没有来得及一一看望母 校的授课老师们。手捧于先生送我的《妖怪学》，我深感惭愧，同时感受到老师的博大胸怀和对学生的殷切期望。我在宗教学 系修道教学专业，《妖怪学》对我的专业很有帮助。

　　于先生后来不幸患老年痴呆症。1989年隆冬，我去解放军总医院石景山分院看望他。先生已经不大认得出我了。 但当我捧出《妖怪学》时，他立即有反应，脱口就说：“我有一本《妖怪学》，是日本人写的。”我看出这部书已经融入先生 的生命中，他把这么珍贵的书送给我，分量是多么重啊，何止五斤！我请他为我补上题字，他很乐意，但是手颤抖得厉害，拿 不住笔。我当初接受赐书时，没有请先生题字，这成了永远的遗憾。不久，我悲痛地参加了于先生的追悼会。

　　每当我看到书架上的《妖怪学》，耳边就响起于先生多年的教诲，眼前就浮现出先生坐在病床上恋恋不舍地目送我离 去时，那最后的呆滞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