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拖了23年之久的“美国之音”性歧视案的结案震惊了世界，美国政府为这起性别歧视案付出了5亿多美 元的代价。但人们对这一起案子的来龙去脉知道的并不多，而对率领1000多名女性历尽千难万苦最终打败美国政府的卡洛 斯-布拉迪知道的就更少了。那么，布拉迪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我不是女权活动家”

　　现年52岁的卡洛斯-布拉迪一说起美国传媒鼓吹自由、平等、博爱，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她说：“他们大肆鼓吹自 己的国家言论自由，机会平等，但事实情况绝非如此。”但她说，自己过去没有，现在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位女权活动家。不过 ，她认为平等却不是嘴上说说的事。

　　上个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女权运动兴起又衰落的10年，大街上烧乳罩的情景曾经让人们震惊一时，但随后人们又 习以为常了。1969年，贾梅尼-格丽尔所写的《女太监》一书也曾轰动一时，但很快就被更多这类话题的书籍淹没。和大 多数妇女一样，卡洛斯也已经习惯了女人就应该呆在家中相夫教子的观点。

　　布拉迪一直被灌输这样的思想：女性不如男性，而她就是一位女性，所以她也一样不如男性。她出生在密西西比一个 小地方，并一直在那里长大，那个地方的妇女整天的工作就是做做蛋糕，缝缝被子。

　　上高中时，布拉迪想成为一名跳高运动员，但她的母亲却告诉她说，女孩子不应该做运动员。

　　于是，布拉迪在19岁就结婚了。婚后的她没有想过要在外干一番大事业。她说：“我被培养成了一名典型的‘美国 小姐’，我学会了泡茶，跳舞，弹钢琴。”

　　但是，这一切在布拉迪经过了一次招聘面试后，都改变了。那是1977年，布拉迪时年29岁。当时美国新闻署属 下的“美国之音”公开招聘，条件非常优秀的布拉迪参加了面试，但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是女人，她被无情地拒之门外， 失去了在“美国之音”工作的机会。

　　那次面试差点把她的肺气炸了，这股怒火一直燃烧了23年都无法熄灭。

　　布拉迪要应聘的职位是做文案，主要是为杂志写新闻特写。负责面试的是一名叫罗伯特-克伦戈尔德的男人，他告诉 布拉迪说，这本杂志是一本生活杂志，内容涉及许多话题，其中包括橄榄球，他问布拉迪：“你知道什么是橄榄球吗？”然后 他又说：“我们的这个职位需要的是个男人。”

　　直到今天，一回想起这件事，布拉迪还义愤填膺。“他直接大声冲着我说了这些话，没有一丝笑容，没有一点犹豫， ”布拉迪回忆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将这份工作让一个女性去做，我提出应聘后，也许他们觉得他们有义务见我一面， 做做样子。”布拉迪是一位个子高挑，喜欢开玩笑的女人。她还很有幽默感，是个乐天派，也正是这一切使她可以挺过这二十 多年的漫漫征程。

　　她遇上一位有良心的律师“我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得到这份工作，因为我以前也曾受到过这样的待遇。作为女人我对 此已经见怪不怪了。一桩诉讼拖了23年，这真是个大问题，”布拉迪说。“90年代的人很难对60年代人们的实际际遇有 所认同。他们不知道那个时候女性是多么受歧视。”

　　布拉迪的第一任丈夫是位律师。在面试遭拒绝后，布拉迪告诉了丈夫自己的遭遇，并说自己想告“美国之音”性别歧 视，丈夫十分支持她的想法，并为她起草了一份诉状。他还为妻子找了一位律师。这位年轻的律师叫布鲁斯-弗雷德里克森， 刚刚出道。弗雷德里克森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份诉状，并同布拉迪一道整整坚持了23年。

　　布拉迪称弗雷德里克森是一位“穿着闪亮盔甲的骑士”。弗雷德里克森接这件案子没有收一分钱。他心里清楚，如果 打赢了这场官司，美国政府将付这笔官司的所有费用，而如果他输了，那么他将一无所有。

　　弗雷德里克森就像是一艘巨大的油轮一样，在冲向冰山前已经没有了退路，他义无反顾地坚持了下去，欲与美国政府 见个高低。23年中，“美国之音”和美国新闻署一直雇佣3名律师应付布拉迪和其他女性的这个案子，为这个案子设置了各 种各样的障碍，每天飞向弗雷德里克森小小的律师事务文件像雪片一样。

　　后来，布拉迪在另一家公司找了份工作，这份工作每年的薪金比那家杂志承诺的薪水大约低7000美元。与此同时 ，她在自己的上诉被驳回后又向更高一级法庭提出了上诉。但是她的申诉无人理睬。卡特1977年当选为总统后，一切都没 有改变。布拉迪很久以后才明白，不管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执政，没有哪个政治家会对妇女争取平等的事业感兴趣。

　　里根政府是最强硬的政府，但是他们的强硬对付的是苏联，而不是国内的性别歧视问题。比尔-克林顿是靠妇女的选 票才得以当选的，他在竞选时对女性许下了诱人的承诺，但是在当选后，他的承诺打了水漂。到了第二任期，他的工作重点是 莱温斯基个人，对于20多年前发生的事，他已经顾不过来了。身为女性的詹妮特-雷诺成为司法部长后，人们曾经对性别歧 视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抱着很大的希望，但是司法部还是拼命地打压布拉迪。布拉迪说：“我当时根本没有办法获胜，美国之音 和美国新闻署就是一张大网，没有人能够突破这张网。

　　现在的情况仍旧如此。”

　　布拉迪对弗雷德里克森为她们做出的一切十分感动。她说：“对布鲁斯，我可以说是感激极了。他被牵扯了进来，没 有一点回头的余地。他要应付的是一支强大的政府力量，他冒了极大的风险，那么多年一分钱也没有得到。”

　　政府律师大搅浑水这场案子是从1978年开始审理的。第二年，负责此案的里奇法官驳回了她的诉讼，于是她马上 又提出上诉。

　　弗雷德里克森在办案过程中很快发现了一点，那就是如果政府部门是男性的天下，那么法庭就是沙文主义的堡垒。布 拉迪说，负责法案的查尔斯-里奇法官是一个好人，但是他已经60岁了，无法从一位女性的角度看问题。可以说，性别歧视 案件仍是个新的领域，相关法律程序还不完善。

　　直到1984年，这个案子被移交到上诉法庭，在上诉法庭，3位要开明得多的法官否决了里奇法官的裁决，并将此 案发回到里奇处，告诉他重判此案。布拉迪终于获胜了。这时候布拉迪的案子中还没有政府的律师介入。

　　(上，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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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打败美国政府的女人(续昨)

　　本报特约记者杨啸

　　布拉迪打赢了官司时，她已经成了另外5名和她一样受到了“美国之音”性别歧视的女性的带头人。由于此案具有普 遍意义，根据法律，美国政府将不得不在报刊杂志上刊登出公众启事，寻问在1974年到1984年期间是否有其它找工作 时受到性别歧视的女性。响应很快，总共有1127名女性提出她们也受到了歧视。

　　正当一切看起来都水到渠成的时候，美国政府找了一些律师，他们说：“不能就这样定了，我们要对1127名女性 一个一个地进行审查，她们当中一定有混水摸鱼者。”于是，这一案子一拖再拖，成了没有结局的大案。政府的律师说，这个 案子是有分歧的，首先这个案子是个案，而现在却变成了群体案件。女性在社会中普遍都受到歧视，而美国新闻署对歧视女性 负有责任，于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在法律上也没有个说法。

　　布拉迪她们提出给她们一笔钱，她们所有的姐妹平均分配，而美国新闻署则说，他们不能这样做，这样是不公平的， 因为她们当中有些人的指控是不成立的，而另外的人则应该得到更多一些。于是他们拒绝与她们谈判，案子就一天天拖了下来 。

　　到了90年初，连法官里奇也开始受不了了。他告诉美国政府的律师们说：“对于你们整天不干正事，一味拖延的作 法，我厌倦了。”

　　这句话在公众中反响很大，但是即使这样，对政府的律师们也没有什么影响。”

　　“我有点像郝斯佳”

　　坚持就是胜利。几位涉及此案的女性开始与她们所在选区的国会议员进行接触，希望他们能够对政府施加压力，但是 她们被告之这是一起正在进行的案子，根据相关程序，他们不便在此时进行干预。

　　这有点让人难以置信，但事实就是如此。那时候就是没有人肯坐下来听她们的故事。布拉迪回想起这段日子自己也有 检讨，她说也许是自己火气太大了。“但他们真正的目的只是想拖垮我们，让我们自己感到没有希望，悄无声息地走开。”

　　认清了这一点后，布拉迪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但有时候她也产生过动摇，因为这个案子几乎花去了她大部分的时 间与精力。在处于情绪低潮的时候，布拉迪一度想退出来，但是时间长了，她就会再次精神百倍地投入这场斗争。“我有点像 《飘》里面的郝斯佳，她说，‘上帝作证，我再也不会让自己饿着了。’而我想的是，‘上帝作证，我永远不会让这些猪打败 我。’”

　　后来，布拉迪的第一次婚姻破裂了，这次离婚与这个案子不能说没有关系，但是她并没有就此消沉。她开始了自己的 新生活，后来，她获得了一个学位，并与一名叫弗兰克的电脑工程师相爱。他们搬到了旧金山居住，在那里，布拉迪开办了自 己的心理诊所。

　　有一件事说起来让人震惊，那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政府的辩护律师中，开始出现了女性。她们与布拉迪的律师针 锋相对，俨然认为社会中根本就没有性别歧视的发生。布拉迪说：“我想她们的想法可能是‘公是公，私是私’，但是我一直 在想，她们在晚上怎么会睡得着。”

　　她们笑到了最后3年前，主持此案的里奇法官去世了。在过去20年中，他一直审理此案。布拉迪对新法官寄予厚望 ，希望这名叫詹姆斯-罗伯森的法官可以给政府的律师们一脚，让案子取得进展。布拉迪说：“我那时候特别希望这位法官说 ，这个案子太离谱了，我得做点什么，让这个案子早点结案才行。”但现实是让她失望的。罗伯森没有一点让案子加速前进的 意思，他只是和里奇一样让案子这样一天天拖下去。

　　里奇法官给布拉迪的案子下了定论，但是美国政府委派的律师却在1995年又对该裁决提出了挑战。美国政府也有 上诉权。政府的上诉在9个月后也立案了。于是布拉迪登上了去华盛顿的飞机，开始了新一轮的作证。3个月后，3名上诉法 庭的法官愤怒地驳回了政府的上诉。

　　他们对代表政府提出上诉的人说；“你们这帮家伙这样干不行，你们应该让那个案子有点进展。这个时候还来向我们 提出上诉，简直是不可理喻。”

　　布拉迪说，美国政府有的是钱，与他们对着干，就算官司打赢了，对他们也没有任何影响。

　　这场恶梦现在终于结束了，美国政府终于同意支付5亿多美元的赔偿金。这个数字是根据这些女性由于受到歧视，无 法获得薪金更高的公务员职位而遭受的经济损失情况，通过一系列的复杂的公式计算出来的。案件涉及的1127名女性中， 有5人已经过世，剩下的人都同意把这笔钱平均分给每个人。另外，在政府开出支票前，有一位女性也不幸去世，她的那一份 将交给她的合法继承人。此前已经打过官司并获胜的女性，如果她们当时获得了赔偿不如这次的高，也将有权得到再次赔偿。 这样她们每个人可以得到461818美元。

　　现在是得到回报的时候了。坚持了23年的弗雷德里克森现在也已经48岁了。办理这个案子期间他结了婚，还有了 两个女儿。由于在办案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他已经是一位就业歧视问题专家。

　　在他的律师事务所里有许多女性，有一位还成了他的高层管理人员。

　　现在，弗雷德里克森已经从美国政府得到了1200万美元，这是对他23年来大约9万工作时的补偿。他说这个数 目还不够，他还要上诉。

　　“我太高兴了，我简直高兴极了，欣慰极了，”布拉迪说。“一切都结束了。过去我就像是呆在监狱里，现在我终于 重见光明了。时间太漫长了，但我想这是值得的。这是个美丽的结局，能够拥有这样的结果，我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