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十六岁时你写中学生自杀，二十五岁时写关于毒品问题的《啦啦啦》，二十六岁写酒吧故事《一个矫揉造作的 晚上》，这是一种时髦吗？这和你的经历是否有关？

　　棉棉：我只写我身在其中的生活，我写作一直都和我十六岁时一样，只是想表达。十六岁时不可能会觉得“自杀”是 时髦，那是件十分恐怖的事情。我从没想到我作品中某些元素会成为“时髦”，这只能说明我的写作力量不够。我在作品中表 达我的爱、我的困惑和我的无助，我在作品中分析危险的青春，并且寻找启示。我不需要通过写作来表现我的前卫。说到赶时 髦，我只在一件事情上赶时髦，那就是音乐，我比较关心这个世界上哪个俱乐部里又出现了新的音乐，但写作不是娱乐，写作 是件需要灵魂时刻在场的事情。

　　记者：有人说你是“用身体写作”，你怎么看？

　　棉棉：这话是三年前葛红兵第一个说出来，当时他看了我的《啦啦啦》，但我的写作并不依照这句话。他的说法带着 一种诗意，相对其他作家而言指出了我的写作特点。我想这“身体性”指的不是欲望和感官，而是指一种离身体最近的、透明 的、用感性把握理性的方式。喜欢音乐，节奏感强的人会明白我说的这意思。

　　我不是被炒作出来的

　　棉棉：我的《糖》就是我的近十个中短篇小说，写了五年了，早就写好了。在外面折腾了大半年才找到出版商，然后 又找不到出版社，我没花太多工夫在这方面，因为这事只能凭运气。现在谁都说我是被炒作出来的，那么半年前为什么只有一 个丁晓禾？为什么只有一个戏剧出版社？这本书的策划丁晓禾本身就是作家，所以我运气突然好了。我16岁就写小说了，我 27岁才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啦啦啦》改了一年才发表。我发表作品和所有的作家一样难。

　　对于写作我从不后悔

　　记者：你曾经流露出对写作后悔的话，比如，“如果当年知道今天这种状况，就决不会写作！”

　　棉棉：我是中国第一个作品被发表、描写毒品生活的作者，我曾经认为自己很幸运，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今天的情形 好像是“我描写吸毒，我很酷！我滥交，我很酷！”。我觉得一些很严肃的问题现在变成了花边新闻或肥皂剧，特别可笑。

　　我不是大而美的爆竹

　　记者：有人认为，“七十年代以后”，就是“随时不忘宣告公众她们的容貌为羞花闭月，性观念为自由开放，性欲是 旺盛，日常生活为迪厅酒吧吸毒和准意义上的摇滚”“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告诉你：我是一只巨大而美丽的爆竹，等的只 是投视过来的注视和掌声。”你这样认为吗？

　　棉棉：这话太逗了！如果一个作家需要用化妆术在自己脸上和作品中为自己驱散自卑，那就太不自信了。我肯定不是 一只巨大而美丽的爆竹，要做也得做“定时炸弹”。

　　记者：据说，所谓另类写作潮流已经让一些生于七十年代以后的作家感到恐慌，他们担心如果跟不上潮流，刚刚起步 的写作就容易夭折。

　　棉棉：我认为他们不可能会担心自己跟不上潮流，他们都是些相当有个性的作家，他们对潮流根本无所谓，我想他们 只是在担心有什么东西老在恶心他们而影响了他们的写作情绪。我的情绪也受到影响，我现在特别想说的话是：千万别说我是 作家，我烦了。(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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