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碧湘

　　我认识杨绛先生，是由钱锺书先生介绍的。

　　那是在1970年秋，河南息县学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的简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五七干校在中心点上开大会，哲学所、文学所、外文所的队伍挨在一起。会间休息，我正和哲学所周礼全先生闲话，忽然望见钱先生和杨先生就在近处。周先生和他们是住同楼的邻居，他乡遇故旧，分外热情。我下干校后认识了钱先生，却尚未认识杨先生。钱先生替我做了介绍。初次见面，无非是客套寒暄。杨先生从北京下来不久，我遂问：“女儿好吗？”杨先生笑眯眯地答道：“好的，好的，谢谢！”我没话找话，又问：“女婿好吗？”杨先生仍然笑眯眯地答礼：“好的，谢谢。”他们走后，周先生转身责备我：“你怎么问她女婿？他们的女婿自杀了！你难道不知道？”啊呀！我真该死！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初次见面，我这样失礼，戳了她心中巨创，杨先生竟然笑面不改。她的自制忍耐，令我惊服。她的宽容大度，令我感佩。她的笑容就此深深地印在我心上。

　　他们的女婿我有印象，是个老老实实的人。多年后我听说，文革中，他是属于中间偏右的，对校内几个造反派头头持反对态度。1969年冬，钱先生已下放干校，他的女儿钱瑗在北京一个工厂劳动，其夫得一在另一个地方劳动。两人的休息时间不同，小夫妻俩难得同时回家。得一独自回来，便会和杨先生说说见闻。开始整“5·16”时，他感到很奇怪，回家来对杨先生说：“还真有‘5·16’！看来我反对左派倒对了。谁是‘5·16’，交待了不就完事了吗？”谁知他后来被反咬一口，被诬陷为“5·16”的组织者，咬定他手中掌握着“5·16”名单，逼他交出黑名单。他自然交不出，心里又气又急。这次回家，他对杨先生说起自己的苦恼：“我不能顶撞工宣队，我也不能顶撞群众，我又不能编瞎话害别人，我又不会说谎。妈妈，我心里乱得很，没心思去理发店。我又不愿意囚首垢面地走出去见人。妈妈，您替我理个发吧！”杨先生是一流的理发师，钱先生、钱瑗理发，都是杨先生亲自动手。钱瑗看得手痒，就拿得一的头练手。钱瑗手艺差，总把头发理成一个个台阶，理到一半，得一常常大叫“妈妈”。钱瑗就笑他：“你又叫妈妈救命了！”这次女婿提出要杨先生理发，杨先生一边替他理发，一边宽慰他：“得一，人的一生总会遇到许多挫折，晚遇到不如早遇到，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一家人都是支持你的。”不料，这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理发！过不多久，钱瑗回家说：“得一失去自由了。”又过一段时间，他就屈死在北师大自己的宿舍里。后来落实政策，他的问题得到澄清，开了追悼会，发还了骨灰，发放了抚恤金。最近提起此事，杨先生还痛心地说：“女婿最后一次理发，还是我亲手替他理的。”

　　文革骤起，干面胡同十五号高知楼里的权威纷纷坠落九天，“斯文扫地”。钱家更是大难临头，家破人亡。于是，有人乘人之危，挨门挨户去“借钱”，开口便二百、三百(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是56元)。好些人家怕招灾惹祸，乖乖地如数奉上。此人找到钱家，开口“借”二百元。杨先生听明来意，正色道：“钱是有的，但不能借给你。我们两个人都拿高工资是不合理的。我们现在自己只是用点生活费，余下的钱都存在银行里，以后是要上缴给国家的。”不卑不亢，把来人顶了回去。30年后旧话重提，杨先生说：“别人怕他，我不怕他。下干校前，我真的上缴了两万元，军宣队还表扬我‘要求进步＇。我这个人一辈子不要占便宜的，这一回，倒让我占了大便宜：落了个‘要求进步＇的好名声；钱呢，后来又还给我了。”说完，电话里传来了她清脆的笑声，我可以想见她那粲然的笑容。

　　杨先生出身大家，从来把钱财看得很轻。看到别人有困难，总是乐于帮助。她凡给人经济上资助，心思细腻，只怕伤及别人的自尊心。这方面谢蔚英女士和郑土生先生的文章(注①)中都有生动的叙述。我自己也亲历过一件事：唐山大地震时，我们住在沿街搭建的地震棚内。那时谣言四起。一天傍晚，听几个老北京说，北京历史上遭受过洪水，我们住的地方是低洼地，当年就都淹了。若是再有大震，引发洪水，我们怕有灭顶之灾。我听得毛骨悚然。恰好那天我收到我的老师芮和师先生的来信，邀我们去苏州避难。我就和朱狄(注②)商量，决定去苏州，当然要邀钱家同行。我十万火急赶到学部大院去找他们。他们已由外文所的年轻同事帮着搬进大食堂躲地震。大食堂里住满了人，床铺一张挨着一张，钱先生、杨先生的两张行军床就并排放在中间。钱先生穿着汗背心侧身面朝里躺着，杨先生拉我坐在床边。我满头大汗，浑身哆嗦，说着听来的坏消息，还埋怨钱先生：“你倒还躺得住！”逼他从床上坐起来。听完我的建议，杨先生拉着我汗湿战栗的手说：“阿圆还要讲课，她不能请假。她在北京，我们不能丢下她自己躲出去。”钱先生也说：“我们是要和女儿在一起的。”我不好再劝。杨先生转了话题，问我：“你们决定出远门，经济上有准备吗？”我说：“路费是有的，到了那边，老师会管我们的。”杨先生沉吟一下说：“住在他们家里，已经是麻烦人家了。经济上还不独立，不大方便。”说着，她站起身来走到墙边，在一只挂在墙上的旧书包里摸索一番，回来递给我一个鼓鼓的信封，说：“碧湘，带在身边，在外面用得着的。我们自己还有，不要和我犟。”她说话的口气就像长辈在给自己的孩子筹划出门，我也就没有客气。杨先生摸黑送我到大门口，我怕她脚下不稳，又回送她到一号楼西头拐角处。杨先生笑着推我走：“怎么像生离死别似的？快回家去做准备吧！”我匆匆回到住处，不敢在地震棚打开信封，特地和朱狄回到楼里，打开信封一看，竟有450元！那时，我和朱狄的月工资加在一起才118元。面对这一大笔钱，我们的头脑倒冷静下来了。想到他们有德有才处变不惊，我们无知无识倒这么惜命，未免太可笑了。我们决定不走了，次日由朱狄去还了钱。(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