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秋，大批红卫兵集结前海西街18号郭沫若住宅门前，扬言要揪出这位“反毛泽东”的“反动文人”。毛泽东明令保护，周恩来安排郭沫若夫妇去新六干所避居逾月，终于化险为夷。郭沫若在以后写下的《水调歌头》中有这样的诗句：“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罪恶十分深。”这道出了当年红卫兵加诸郭沫若头上的种种罪名。诗人以少有的激愤在同一首词中予以驳斥：“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朱色看成蓝。”

　　“诬我前曾叛党”，指的正是1928年春郭沫若流亡日本而与中共失去组织联系的一段经历。在后来的几十年间，确乎“闹市之中出虎”，不明真相的人们目为“脱党”(作为一个专用名词，它的涵义似仅次于叛党，不啻为严重的政治错误)，文革之初更升级为“叛党”。

　　郭沫若不但是杰出的诗人和学术家，也是著名的革命家。正因此，他当然十分看重自己的政治名节。关于1928年春举家流亡日本的真相，郭沫若在1936年5月出版的《离沪之前》一书中作了曲折的透露。该书收录的是1928年正月十五至二月廿三的日记，记录了郭沫若因1927年岁末患伤寒而失却赴苏联的机缘，在病愈出院后的整整一个月间经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重新安排流亡日本的史实。碍于当时的处境，作者在该书的前言中说明“有些不关紧要和不能发表的事情都删去了”，并特意申明这“不能发表”的原因非关“有妨害于我自己的名誉”。尽管如此，细心的读者仍不难从中发现个中端倪：

　　正月十九，星期四。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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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将近时，民治(即李一氓)来，交来豪(即伍豪，周恩来的化名)兄签函，闻有新第三派出现(闽赣皖湘四省联盟)，以保境安民为号召，对南京方面是一打击。

　　二月九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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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十一号走，心里涌出无限的烦恼。又要登上飘流的路，怎么也觉得不安。这一家六口真是够我拖缠。安娜很平淡，在她又不同，是回她自己的母国。她的太平淡，反增加了我的反抗性的懊恼，脑子沉闷得难耐。

　　豪兄不来，一时也不能动身。

　　二月十日，星期五，晴。

　　豪和民治来，同吃中饭。

　　同月24日，郭沫若举家流亡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海外生活。1933年9月，郭沫若整理这部《离沪之前》的日记，内心的苍凉当不难想见。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与李一氓等人由九江赶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南下途中，经由李一氓与周恩来的介绍，郭沫若加入中共。汕头失败，郭沫若与周恩来等人历经艰难险阻，由香港辗转到达上海。面临蒋介石的通缉，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安排郭沫若这样的文化人避居海外，不失为有远见的明智之举。作为曾经写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著名革命家，郭沫若一到日本就处于警视厅的监视之下，无法与中共保持组织联系。在长达十年的流亡生涯中，作为学术家的郭沫若在古文字学和历史学研究中作出了创造性的成就。但也有目光短浅的人指责郭沫若陷在故纸堆中，是“玩物丧志”。郭沫若在1932年8月出版的《金文丛考》扉页题诗明志：

　　大夫去楚，香草美人。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我遭其厄，愧无其文。

　　爱将金玉，自励坚贞。

　　1941年11月，在郭沫若五十生辰时，周恩来的一番话道出了当年的初衷：“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他的海外十年，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

　　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出于民族大义，毅然别妇抛雏，冒着杀身之险秘密返回祖国，投身抗日救亡大业。有一种流传广泛的说法：郭沫若返国后即恢复党籍，成为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不过基层组织生活的特殊党员。这一说法既缺乏当事人的直接证明，也颇难解释1958年的“重新入党”。但是没有疑问，郭沫若的言行举止无不表明他是不折不扣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尽管如此，在左倾思潮泛滥的五六十年代，郭沫若的海外十年却成了他长期负荷的精神十字架。及至1970年夏秋间，郭沫若成为酝酿中的四届人大代表时，引发了一些人的责难。正是这种不明历史真相的责难，使得周恩来以当事人的身份作了最富权威的澄清。这年8月9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外贸部、外经部、新华社、人民日报、广播事业局、解放军报等单位的代表，说了这样一番话：

　　怎么能责问郭老为什么没有跟林总上井冈山，应当先问周恩来嘛，我是前委书记嘛。把队伍带到井冈山的是朱德，而不是林彪。当时郭老并不在朱德那里，而是在贺龙、叶挺我们这支南下汕头的队伍里。汕头军事失利后，郭老辗转到上海，党批准他到日本的。他的缺点是到上海以后十年没有和党联系，所以后来他重新入党，党龄从头算起。郭老那时在日本搞甲骨文，在历史学上是有贡献的。

　　在文革中期林彪一伙“炙手可热势绝伦”的时刻，周恩来不但强调了“把队伍带到井冈山去的是朱德，而不是林彪”这一史实，而且以明白无误的语言证实“郭老辗转到上海，党批准他到日本的”。因此，郭沫若避居海外，决非临阵脱逃，后来与中共失去联系，也决非一般意义上的“脱党”，即会是在文革中期这个严峻时刻，周恩来只是如实称之为“缺点”，而不是什么政治错误。十分看重政治名节的郭沫若对友人表示：鲁迅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书赠瞿秋白，我对周公也怀有同样的感情。

　　邓小平在为郭沫若所致的悼词中称郭沫若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洵为的论。(冯锡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