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在他的着名的《典论论文》中说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里的“自古”指的是中国﹐没有包括外面的世界。其实﹐曹丕的这句话可以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外国的文人也同样相轻﹐而且相轻的程度似乎更为严重。

　　就说海明威和福克纳吧。同是美国二十世纪上半叶最着名的作家﹐都称得上风格独特﹐也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本来两个人都已攀上了世人眼中的荣誉最高峰﹐没有什么可争的了﹐但偏偏不﹐尽管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面﹐但仍然闹得不可开交。

　　他们没有原则上的冲突。所以不和﹐一方面是由于两个人的写作风格不同﹕艺术观不同的人很难互相欣赏﹔另一方面也与性格有关。福克纳不善与人交往。法国存在主义小说家加缪对福克纳备加推崇﹐但有一次当他们有机会在一次招待会上见面﹐福克纳的矜持竟使得加缪匆匆退下阵来。而以塑造硬汉子形象出名的海明威﹐本身也是一个粗人﹐自大﹐虚荣﹐爱表现自己。我不知道他曾经把同时代的哪一位作家放在眼里。从他那本有名的带有回忆录性质的小册子《流动的圣节》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充分展示了挖苦别人的才华。斯坦因可以说待他不错﹐他却对斯坦因言语不恭﹔他揭菲茨吉拉德的老底﹔甚至对助他成名的庞德也表面上赞扬﹐暗底里挖苦。至于真正在小说写作上能够与他抗衡﹐甚至超过他的福克纳﹐我们就可想而知了。他开始时还能做到有保留地赞扬﹐到后来﹐因为福克纳在一次对大学生讲演时说海明威在写作上“缺少实验的勇气”﹐使海明威大为光火。他写信给和他在二战中共过事的一位将军﹐要他证明海明威在战场上是有勇气的。其实战场和写作是不同的两回事﹐需要的也是不同的勇气。另一件事情是当《老人与海》发表后﹐一位编辑邀福克纳写一篇书评﹐福克纳没有写﹐但在给这位编辑回信时提到了海明威﹐海明威却认为这是对他的攻击﹐两人的矛盾升了级﹐发展到海明威干脆说福克纳是“从重庆用船在夜间运到宜昌的秽物”。中国人都知道﹐这指的是大粪。看来﹐海明威中国之行也为他对别人的挖苦派上了用场。福克纳表现的也许要平和些﹐后来他终于为《老人与海》写了一篇短评﹐这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短评﹐字数不多﹐却异常精彩。全文是这样﹕

　　这是他最优秀的作品。时间会显示这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我指的是他和我的同时代人)所能写出的最最优秀的单篇作品。这一次﹐他找到了上帝﹐找到了一个造物主。迄今为止﹐他笔下的男男女女都是自己形成的﹐是用自己的泥土自己塑造自己的﹔他们的胜利与失败也都掌握在各自对方的手里﹐仅仅是为了向自己﹑向对方证明他们是何等坚强的硬汉。可是这一次﹐他提到了怜悯﹕提到了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某种力量﹐是他创造出这一切﹔那个老人──他一定要逮住那条鱼然后又失去它﹐那条鱼──它命定要被逮住然后又消失﹔那些鲨鱼──它们命定要把鱼从老人的手里夺走﹔是他创造出这一切﹐爱这一切﹐又怜悯这一切。这是很好的。赞美上帝﹐但愿创造出爱着与怜悯着海明威与我的那种力量──不管那是什么──约束住海明威﹐千万别让他再改动这篇作品了(李文俊译)。

　　乍看上去﹐我们感到是备加赞美﹐但仔细读来﹐却发现是皮里阳秋﹐在赞扬背后处处是挖苦﹐而且你不能不承认是处处切中要害。据说海明威没有反应﹐但心里肯定是不会舒服的。

　　海明威一九六一年用猎枪射穿了自己的脑袋﹔一年后福克纳也死去了﹐据说与酗酒不无关系。如果他们在世时能拋开成见﹐至少会过得愉快些。当然对这两种性格又同样达到写作高峰的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