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宝箱”的缘起

　　1925年3月，徐志摩决定出国旅行。1924年泰戈尔来华访问，分别时曾和他相约来年在意大利再会。这次欧洲之行，徐志摩当然是去赴约的，然而，更有一层他定约时所未料及的隐情是，此行也正好使他有机会躲避一下北京社交界对他和陆小曼的飞短流长。

　　谣言也不尽是无根的，徐志摩和陆小曼确已陷入热恋之中。然而他们的爱从一开始就遭到了社会的鄙弃，承受着背夫背友的恶名。在这种情况下，徐志摩决定出国确有回避一下风头的隐衷。

　　徐志摩在临行之前把一个装有“天堂和地狱”案件的小皮箱交给凌叔华保管。凌那时虽是燕京大学的女学生，但经常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小说，在当时北京的文坛上已颇有声名。徐志摩很信赖凌叔华，曾对陆小曼吐露，“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

　　凌叔华为人温柔敦厚、谨慎小心，沈从文曾给她下过这样的评语：“叔华才是真会画的人，她画得不坏。这女人也顶好，据他们说笑话，要太太，只要叔华是完全太太的，不消说，那丈夫是太享福了。”徐志摩在众多朋友中独独选中凌叔华作为可托付隐私的人自有他的苦心：凌为人可靠、不喜多言，正好为他保守秘密；凌又写得一笔好小说，读过他的日记文稿日后又能为他写传记，所以徐志摩在交托“八宝箱”时就曾对凌叔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这些破烂交给你了，若是我有意外，你得给我写一传记。”

　　这一次，箱子里装的主要是徐志摩的书信和几本日记，以及他平时随手写下的一些散文或诗歌手稿。徐志摩当时还把日记一一拣出，不厌其烦地解说给凌叔华听；其中两本英文日记记述着他和林徽因的初恋，徐志摩讲得最动情。诗人恐怕做梦都想不到这个珍藏着他个人情感隐私的“八宝箱”日后会在他的未亡人陆小曼、初恋情人林徽因和箱子的托管人、他引为“红颜知己”的凌叔华之间引发一场争夺战。徐志摩生前最敬重的朋友胡适也被卷入这场争战之中，扮演了一个居间调停却费力不讨好的角色。诗人徐志摩的“八宝箱”从此刻的亮相到数年之后的下落不明，最终竟演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令好事者望风悬想，莫衷一是。

　　“八宝箱”的辗转寄存

　　徐志摩欧游归来和陆小曼更难舍难分，因为忙于恋爱、结婚，他一直无暇顾及那个存在凌叔华处的“八宝箱”；和陆小曼结婚，婚后移居硖石、上海之后，则又顾及到箱子里有不宜新太太看到的内容，他也就没有把箱子马上索回。徐志摩那只“八宝箱”便一直寄放在凌叔华北京的家中。

　　1928年6月，徐志摩再度欧游，这一次是由于婚后生活的窒息，他渴望借助这次旅行来激发自己久已枯涩的诗情，同时也借助旅行所造成的短暂分别，来重新点燃他和陆小曼两人之间渐趋消沉的情爱之火。和3年前的那番欧游相较，这一次诗人的心境是萧索的。

　　欧游归来的这年12月，徐志摩到北京探望先生梁启超的病，这是他婚后第一次重返北京(当时已改称北平)，见着了很多旧日的朋友。徐志摩此行并未见到凌叔华，不过他却见到了燕尔新婚、刚从海外归来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徐志摩眼中的林徽因“丰度无改，涡媚犹圆，谈锋尤健，兴致亦豪，且亦能吸烟卷喝啤酒矣。”

　　人在武昌的凌叔华显然是因为没有机会把“八宝箱”当面交还物主，所以才转托卞之琳把箱子带给上海的徐志摩。“八宝箱”在时隔多年之后，至此总算物归原主了。徐志摩拿到箱子后，因其中有不宜小曼知道的东西，便没敢把它放在上海的家中，而是寄放在硖石老家了。

　　此时梁思成夫妇在沈阳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1929年8月，他们的女儿再冰出世。由于不适应东北的气候，林徽因的肺结核旧疾再度发作。1930年冬不得不回北平养病，暂居东直门二○四甲梁思成的姐姐家。

　　1931年2月底，徐志摩来北平工作，夫妇俩劳燕分飞，一南一北。徐志摩几次恳求太太来北平陪陪他，哪怕只过半个夏，然而都没有成功。陆小曼离不开上海的排场和热闹，更离不开在那里能轻而易举搞到鸦片烟膏。

　　1931年6月份，凌叔华从武汉回到北平，徐志摩特意登门拜访。凌叔华这时也做了母亲，带着女儿小滢一道回北平避暑。徐志摩很喜欢凌叔华的女儿，抱着半天不肯放下。他事后写信给陆小曼不无怅惘地说，“我们自家不知到哪天有那福气，做爸妈抱孩子的福气。”

　　徐陆同居结婚已有五年多了，但小曼一直没有怀孕的迹象。徐志摩认定太太不孕和她吸食鸦片有关，所以要太太设法戒掉鸦片，哪怕等孩子生出来，长到一定程度再吸，他也认。无奈，他的话小曼从来只当耳边风。朋友们都说他脾气太好，才把小曼惯成这个样子。徐志摩有时也恨自己，当初对张幼仪使得那份狠心都跑到哪里去了？徐志摩来北京后一直借住在米粮库胡同胡适家的楼上，朋友们看他形单影只，曾好心劝说他，既然小曼不肯北来，那就离婚算了。胡适夫妇也表示赞同。但徐志摩听了只是摇头，“小曼原是因我而离婚的，我这么一来，她就毁了，我不能因为只顾自己而丢了她。”

　　看过凌叔华的第二天，徐志摩又约了几个朋友一道去香山探望疗养中的林徽因。

　　8月，沈从文到胡适的住所来访徐志摩。在胡适家的楼上，两个人促膝谈心。徐志摩向沈从文讲述了自己青年时代的故事，他也谈到自己和陆小曼的恋爱、结婚以及现在的分居，神情由梦一般的追想渐渐变得有几分消沉和沮丧。沈从文当时正在追求张兆和，事情已有相当的眉目，暑假后他就要赴山东青岛大学任教，张兆和将随他一道去青岛。沈从文此时正处于恋爱成功的亢奋状态里，对比之下，徐志摩却显得有点意兴阑珊。

　　徐志摩向沈从文透露，他有一个装着这些案件的箱子，现寄放在硖石老家。自己这一年中在北平和上海两地之间奔波往返，如同风裹篷帆，身不定，心亦不定，所以也就没有把箱子带在身边。他惋惜青年时代的那段故事现在还不宜写出来，但希望等他老后，等大家都老一点后，请沈从文参考他“八宝箱”的一切为他写传。

　　沈从文离开北平到青岛后不久，徐志摩又特意寄信来说：“八宝箱”已经带来了，等他有机会到北京来看。徐客居胡适家中，箱子拿来后放在胡家不便，所以他便再次把箱子交给那时还在北平的凌叔华保管。

　　这一回，箱子里多了几样东西，首先是陆小曼的两本初恋日记，写于1925年徐志摩欧游期间。徐临行前嘱咐陆小曼把他远行后她的所思所念记成日记，等他回来后当信看。陆小曼从那时起便开始认真记日记，把日记本当作爱人的化身，一个人的时候便去亲近、诉说。不过据凌叔华证实，那里面有不少牵涉是非处，其中骂林徽因的最多，也有关于胡适和张歆海的闲话。除了小曼的这两本日记和徐志摩1925年由欧洲返国、坐西伯利亚铁路途经俄国时写的几篇稿件之外，“八宝箱”里新添的什物还有徐志摩写于1925年和1926年间的两本日记及他两次欧游期间写给陆小曼的大量情书———大部分是英文的，文笔极其优美。此外，“八宝箱”里东西对于凌叔华来说，都是旧物。

　　“八宝箱”风波

　　1931年9月，林徽因下山，梁思成也从沈阳回来，此时他已辞去东北大学的教职，应聘为“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员兼法式部主任。梁家迁入北总布胡同三号，至此方才正式定居北平。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丧生，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引起不小的震动，一时间报纸、杂志上纷纷登载悼念文章，徐志摩一下子成了人人的朋友。徐志摩的生前友好在各地为他举办了追悼活动，其中以北平和上海的两处规模最大；与此同时，朋友们也由胡适牵头，组成编辑委员会，打算把徐志摩已发表的作品和未发表的手稿、书信、日记全部搜集起来，出个完整的徐志摩全集，以尽对亡友的责任。

　　徐志摩一生风流浪漫，很多人这时最感兴趣的是看到他的私人日记及他和女友们往来的书信。一件当时圈内人人人皆知的事情便是，徐志摩生前有个潘朵拉式的“八宝箱”寄放在凌叔华处。出全集的事一决定，很多人就先打起这个“八宝箱”的主意。

　　陆小曼以未亡人的资格，想争取到编辑出版徐志摩日记和书记的专利，为此特于1931年12月26日致信胡适，信中写道：“……他的全部著作当然不能由我一人编，一个没有经验的我，也不敢负此重责，不过他的信同日记我想由我编(他的一切信件同我给他的日记都在北平，盼带来。)……还有他别的遗文等也盼你先给我看过再付印。我们的日记更盼不要随便给人家看。千万别忘(两字右旁加圈点)。”在另一封信中她又写道：“林先生前天去北平，我托了他许多事情，件件要你帮帮忙。日记千万(两字右旁加圈点)叫他带回来，那是我现在最宝爱的一件东西，离开了已有半年多，实在是天天想它了，请无论抄了没有先带了来再说。文伯说叔华等因志摩的日记闹得大家无趣，我因此很不放心我那一本。你为何老不带回我，岂也有别种原因么？这一次求你一定赏还了我吧，让我夜静时也好看看，见字如见人。也好自己骗骗自己。你不要再使我失望了。”这一回她已不再提及由她编辑亡夫日记和书信的计划了，大概已经明白这种想法是多么的不现实，所以退而求其次，只想索还自己的“那一本”日记就心满意足了。

　　陆小曼之外另一位对“八宝箱”里的日记书信极为关切的人便是林徽因。林不愿看到那些与自己有关的文字落入他人之手，拿出去公诸于众。林徽因自言是个“爱忠诚，爱自己的家胜过一切”的人，尽管她十分珍惜自己少女时代的这段恋情，但当这份无疾而终的旧情有可能对她现在的家庭和丈夫造成负面影响时，她便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

　　对林徽因来说，“八宝箱”里的某些书信和日记落在谁手里对她都是不利的：凌叔华受亡友之托，打算用它们作写小说或传记的素材；陆小曼则欲尽未亡人之责，计划把它们结集加注出版。最保险的办法莫过于把它们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下。林徽因于是亲自登门到史家胡同凌叔华的寓所向凌索取，不料遭凌婉拒。凌说，箱子是徐志摩的遗物，只有徐太太有资格保管。林徽因在凌叔华那里碰了个软钉子，便转而求胡适帮忙。

　　对胡适而言，当务之急是先从凌叔华的手中索得“八宝箱”，于是他以编辑委员会的名义郑重其事地写信给凌叔华，要凌交出“八宝箱”。凌叔华很勉强地把“八宝箱”交给胡适差来的信使，但她同时又附信一封，表示希望胡适把这个箱子交给陆小曼。

　　然而胡适在得到“八宝箱”的十八天后又紧接着写信给凌叔华，责备她把徐志摩的两册英文日记藏为“私有秘宝”，并指出她的这一做法开了人人私藏徐志摩书信的先例，会影响到全集的编纂工作。凌叔华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最后不得不把日记交出。半个世纪之后，凌叔华回忆起这桩往事，仍旧不免情绪激动，认为胡适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偏袒林徽因，帮着林逼她交出“八宝箱”。“八宝箱”公案无疑在凌叔华和胡适、林徽因等几位朋友的关系上投下了一层阴影；她对陆小曼倒是一向表示同情和友善的。

　　关于“八宝箱”的处理意见

　　对于“八宝箱”的处理意见，凌叔华明显倾向于陆小曼。当她被迫交出“八宝箱”后听说箱子反而落在林徽因之手，心中不免着急失望。她于1931年12月10日致信胡适，指出箱子里有小曼日记两本是不宜给林徽因看的，胡适把一箱文稿不加分别地拿给林徽因过目，是“不妥”，是“杀风景”。

　　沈从文也曾致信胡适表示过自己的看法。他和凌叔华都曾受托于徐志摩，答应为徐写小说；但凌是唯一在徐志摩生前看过“八宝箱”案件的人。写信之前沈从文肯定事先已经获知凌叔华已将“八宝箱”交给胡适，而且猜想胡适必定会把“八宝箱”再转交给林徽因Survey(检查之意，此为林徽因信中原话)，所以提出“把一部分抽出莫全交给徽因较好”的建议，在他主张“抽出”的部分中小曼日记是被特别点名的。

　　徐志摩死后一个月，他的旧友们本有编印日记书信集的计划，还有人打算写传记、写小说等等。林徽因在致胡适的一封信中则明确反对出版徐志摩的英文日记。林徽因写信时显然已看过那两本日记，她给它们的评语是“年青的厉害”，没有多大的文学价值，因而不必发表；不过她也承认，真正原因是“关系人都活着，不方便”。林徽因也不赞成为徐志摩写传，认为“‘传’不‘传’的我相信志摩的可爱人格永远会在人们记忆里发亮的，暂时也没有赶紧必要，至多慢慢搜集材料为将来的方便而已。”可见当初朋友们想为徐志摩编纂日记书信集，和写小说传记的打算在林徽因这里首先遇到阻力，考虑到林的影响和声望，这阻力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

　　陆小曼那头也在打算出全集，“良友”图书公司的编辑赵家璧从1935年起就帮她四处组稿，搜求徐志摩生前的日记和写给友人的信札。但事情的进展几经波折，陆小曼至死也没有看到她梦寐以求的“志摩全集”。倒是三十多年后，由徐志摩的下堂妻张幼仪出资，在台湾出了第一部初具规模的“志摩全集”，但里面并没有多少“八宝箱”内的东西，尤其不见徐志摩的两本英文日记———它们的下落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悬案”。

　　“八宝箱”的下落

　　“八宝箱”的下落众说纷纭。陆小曼曾不无幽怨地说，“其他日记(即除了已编辑出版的‘西湖记’、‘爱眉小札’、‘眉轩琐语’等之外———笔者注)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得多。”

　　“别人”是谁，陆小曼既不便明说，其实知道得也不很确切，不过总不外乎林徽因和凌叔华两人。赵家璧若干年前撰文就透露出这点：“小曼当时就告诉我，有几本志摩的和她自己的日记留在北平的凌叔华和林徽因处，应设法弄到，以便编入全集。”

　　陈从周认为林徽因收藏着徐志摩的两册英文日记。据陈说，是林亲口告诉他的。然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否认他母亲存有这些日记；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也表示从未见过这方面的东西。

　　凌叔华也否认自己私藏了“八宝箱”内的任何东西，晚年时几度致信陈从周为自己洗冤辩白。凌叔华声称，她当年就交出了全部案件，包括陆小曼的两本日记和徐志摩的两本英文日记在内。她证实，小曼的日记不仅回到了小曼本人手里而且差不多已经全部发表出来。——如果凌叔华的话属实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陆小曼日记书信或者就是原在“八宝箱”里的“案件”，但个中已看不出“骂徽”及“牵涉胡适、张歆海是非”的痕迹了，想必是经过一番删节的。至于徐志摩的两本英文日记，林徽因1931年致胡适的那封信明白无误地表明它们确已转到林徽因的手中。

　　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里有些信件的收件人是徐志摩，它们或许原是那个“八宝箱”里的存货。梁实秋也曾说过，胡适遗下一些未公开的资料，其中会有点徐志摩的秘密。我们所可推测的是，徐志摩死后，“八宝箱”成了几方，主要是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之间的争夺焦点，后经凌叔华之手转入胡适之手，由于受到阻力很大，未能把它们编成文集，胡适为了向各方摆平，便把一箱文稿进行了处理，陆小曼和林徽因各有所得，他自己也未落空。(摘自《传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