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古城绍兴迎来了解放。我就读的省立绍中高三的同学们，渴望参军的激情空前高涨。可我怎么向母亲开口？我是家里的长女，虽有两个弟弟，但大弟幼时患过耳炎，有些重听，读书勤奋闲事不管，小弟还小，父亲长年在外谋生。母亲与父亲的通信联系等等靠我，我是她的“眼睛”。她一双刻着时代烙印的“三寸金莲”，操持家务还行，但上街办事什么的，却非我莫属。母亲不能没有我，因而，我感到难以开口。

　　眼看部队即将开离绍城，投笔从戎已到了关键时刻。一个寂静的夜晚，我鼓足勇气，正式向母亲提出：我也要参军。一向深明大义、委曲求全的母亲，此刻却沉默，不肯松口。一个小时过去，她催我回房去睡。临走我任性地冒出一句：“反正，明天一早，我是要走的！”是夜，我思绪万千，难以成眠；只听得隔壁大床上的母亲，也在辗转反侧。

　　次日，天刚蒙蒙亮，母亲起床轻轻下楼，我也急忙起床，带上早已准备好的换洗衣服，摺好大毛巾毯塞进布袋，下楼到了灶间。母亲正在做我爱吃的早餐：年糕糖氽蛋。她头也不抬地说：“你真的要走？”“嗯，我已报名了。”“那就先吃吧！”说完，她又上楼了。

　　刚吃完，母亲下来递给我一个包着几块银元的手绢包：“带着，路上备用，早点回家……”她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我激动万分，又强作镇静地说：“娘！请放心吧，全国解放了，我就回来！”

　　获得默许的我，飞也似地跑出古老的台门，直奔解放军驻地。接待我的是61师组织科长，他注意到了我脚上穿的搭攀皮鞋，和蔼地说：“参加解放军是要行军打仗的，这鞋可不行，快回去换双球鞋！”我生气自己的粗心，转身就往家里跑。

　　母亲见我出而复归，惊喜地搂住我：“我的囡，你终于回来了！”我急着往回赶，忙挣脱身：“娘，我是来换鞋的，马上就走。”母亲泪眼泪汪汪地等我穿好力士鞋，拉我到灶间，要我跪拜灶神爷，我抬头望见灶神爷像前点着的香烛。哦！原来我一出门，母亲就在求神拜佛保护我了。不由心酸。

　　出了门，过了桥，快拐弯时，我猛回头，只见母亲孤零零地伫立在爬满木香花藤蔓的泥墙旁，挥手示意我快走。

　　没想到，从这以后，我再也见不到母亲了。直到1951年夏，部队在宁波战备整训，时间较长，我才给母亲写了信。她在托人代笔的回信中告诉我：“暑假后，阿华(大弟)考进了同济大学去了上海；今年，阿茂(小弟)被七堡商校录取，到杭州上学去了……”。啊！他们也一个个离开了故乡，告别了母亲。

　　1953年6月，一个阴沉沉的下午，在朝鲜甘地谷战地，我们收到了来自祖国的家信。我迫不及待地拆开父亲的来信：“……你母亲于月初因高血压并发脑溢血，昏迷半月后撒手人寰……”我眼前一黑，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滚落下。啊，母亲！你求灶神爷保佑我们平安，怎不求求灶神爷保佑孤独的自己？

　　遥望苍天，我的视线超越时空，穿过千山万水，定格于伫立在泥墙旁的母亲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