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学习生活的时间够长，本科、研究生八九年，后来长期供职的单位是个复杂紧张的场所，所以虽然同在北京，但在燕园所经历的一切，犹如湖光塔影总浮动在我的记忆里。

　　在我的同班同学中，谢冕、陈素琰多年给我各方面的关心帮助，使我感到同学应该这样，又感到难以都这样。我在他们家吃饭次数记不清了。素琰烧肉、烧鱼，家乡淮扬菜的风味，谢冕的福建生炒，都合我口味。谢冕老家的习惯，餐具筷子拿上来时都是涮洗带水的。这我不习惯，我偷偷地用不甚干净的手帕擦干。1994年我去福州，一帮青年作者请我吃晚饭，有位小姐数说了福建籍的一串文学评论家，其中有张炯、谢冕、孙绍振等学友。她问我是否认识谢冕，我反问她，她承认只听过谢冕的讲话。她好奇地看我在用餐巾纸擦干带水的餐具，我对她说谢冕这个习惯同你们的一样，她突然醒悟：原来你们很熟。我爱喝咖啡，早餐不吃，只冲杯咖啡。我60年代中期开始喝咖啡与同班王大鹏的引诱肯定有关。那时我已在《文艺报》工作，住在东城区贡院西街一间阁楼里，大鹏家也在东城区，相距不远。晚上常去他家坐坐，靠在沙发上喝着咖啡，听着留声机里播放的音乐，让我这个多年在外的游子，多少领略到丝丝家庭的温馨。

　　我进中文系，考来的是新闻专业，后改学语文专业，结识了几位新闻专业的同学，一位是杨春贵。我俩在小饭厅住上下铺。3年困难时期，他在人大做哲学研究生，我在北大做文艺理论研究生，彼此常往来。有次我们跑到蓝靛厂去解馋，闯到一家农村小饭馆，居然吃到了猪肉。后来我们常谈起这顿肉，他是哲学家，我很想问他抽象的肉与具体的肉之间的辩证关系。另一位是沈金梅，他本科毕业后，因照顾家庭关系去河北省工作。70年代初，我从湖北咸宁中央文化部五七干校被借调到石家庄《河北文艺》杂志社工作，同他在一起，朝夕相处二年。我们曾合作发表文章，他用“金梅”的笔名，引发多起误会，有些朋友以为金梅是女的，是我的夫人。他做学问很认真。80年代，他要我为他的一本论叶圣陶创作的专著写序。金梅很有孝心，每年春节几乎都去上海农村老家看望高龄的父亲，我很羡慕他有这份尽孝的机会，因为我落地不久，父亲就去世了。

　　1958年，北大校刊创办了《红湖》副刊，起初是谢冕负责，他将我拉上，不久我负责，一干好几年，使我结识了不少学校爱好文学写作的同学。东语系的曹彭龄爱写诗，毕业后，多年不知他的音讯。80年代，他热衷于写散文，才联络上，知道他长期在国外从事军事外交工作。海湾战争期间，他出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武官，他是最后撤离巴格达的。在他和夫人章谊转道去埃及的途中，给我写了封长信，叙述他在“围城”里和走出“围城”的深切感受。1997年，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以色列，他当时在驻埃及使馆任武官。事后他多次埋怨我，为什么不通过中国驻以色列使馆给他去个电话，他几个小时就会飞来。我很后悔失去了一次与老同学在域外有情调的相遇。

　　我在班级同学里年龄算小的，殷晋培是最小的。大学毕业后不久他去辽宁，在鞍山工作时间最长。我去鞍山不下10次，半数与他有关。第一次是在“文革”期间，专程去看他。因火车是凌晨到，事先我给他单位去了电报，望他去接，等到8点，还没有见到他，我只好去他单位，一进门就被人扣下盘查，追问我与他的关系。原来就在前天，他被隔离审查了。经与专案组一再交涉，终于同意我与他见面8小时。他如往常一样谈笑风生，全当没有发生什么事。中午我们在一家饭店喝啤酒，吃鞍山名菜咕老肉，我们从中饭一直喝到晚饭，我坐晚10点火车去大连，他不顾8小时的限制，送我上火车，当我进站将要分手时，他笑着说：“他们怕我逃跑，后面有两个人一直在盯着。”这就是我初访鞍山的印象。以后几次都是鞍山有关单位邀请去的，晋培的境况已好转，是市文联、作协负责人之一，他热情地张罗安排我的吃住。1991年秋，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我从大连到鞍山，他急忙告诉我孙明惠也在鞍山，我与孙明惠也有好几年未见，晚上我们3人在一起吃饭聊天，直到下半夜。1992年1月10日晚，他来电话告我他家今天装了电话，明天他去医院做个小手术，过一段来北京。第三天接到鞍山朋友电话，说晋培在做肺癌手术时，突然去世了。这意外的消息让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对晋培比较了解，我在《文艺报》上写了一则他病逝的消息，只有一处不准确，我原以为他是上海人，其实他原籍是天津。

　　殷晋培、温小钰同学的英年早逝，令我深深悲痛，感触丛生。毕竟现在我们这批同学不是四十多年前生活在燕园里的年轻人了。记忆里的年轻终究是遥远的过去。在大学同学难得相聚的日子里，愿大家平安。(吴泰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