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薛涌》的新浪专栏，点击查看专栏原文。

    最近弟弟来访，在家里住了两日。临走前，他表示想给我女儿留下点零钱。毕竟自己是当叔叔的，上次来时小女才两岁。他和自己的这位侄女七八年没有见面了。这次两人就和第一次认识一样。做长辈的给个红包作为见面礼，也属于人之常情。我马上告诉他：“我们之间这一套还是免了吧。大家彼此都不要给对方的孩子送钱。这样会把孩子惯坏的。我们在家一直这样教育女儿：要钱自己挣去。天下没有白来的东西。”弟弟点头称是。事情也就这么过去了。

　　事后我回想一下，送红包的事情，在我们家里还是从二十多年前开始的。当时台海两岸关系开禁，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姨妈，从台湾来到北京。一见面，我们这些小辈一人手里就一个红包。姨妈自己没有孩子，把留给孩子的爱心全都倾注到了我们身上，让人心里十分温暖。另外，当时大陆的生活水平很低，除了她带来的礼物外，一个红包就是几个月的工资，对我们也确实有着非常实际的帮助。日后大家常来常往，给小辈送红包就成了规矩。等大陆经济起飞，我们的生活都大为改善后，还是继续从她老人家那里拿红包。等我们兄弟的下一代出生，这种红包精神也就继续传了下去。

　　我本来一直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直到有一次听国内一位富人朋友说，他给自己的侄女买了很贵的礼物，竟被对方说“抠门儿”，因为那不是一流的牌子。年轻人受惠于长辈，不仅不心存感激，还觉得人家欠着自己。这样长大，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又怎么能有出息？

　　静心想想，一味地抱怨后辈也不公道。比如，我1979年上大学时，父母一个月给二十五元的生活费。其实这已经不错了。记得班上的农村学生，一个月的助学金就二十二块。他们周末还不象我能回家改善一下、一个月至少节省五六天的饭费。甚至有人还把钱省下来寄给父母。但是，我则对自己的二十五块老大不高兴，觉得父亲一人月薪就一百七十，对我也太抠门儿了。经过不停地和父母讨价还价，两年后二十五终于变成了三十。可见，在没有见过红包的时代，在中国还处于赤贫的时代，我们这代人就是在这种向长辈伸手的价值观念中长大的。如今经济起飞，我们这代几乎是最大的受益者，产生了许多成功人士。这种价值观念，自然也潜移默化地传给了下一代，习惯性地给他们礼物和红包。可惜的是，下一代并不因此知足，经常指责你抠门儿。其实他们不过是重复我们当年对自己父母的行为。毕竟，我们年轻时经济条件很差，即使现在有了钱，过去穷困中养成的节俭习惯也不会轻易去掉。结果自己觉得已经很大方的礼物，则为“九十年代后”这“名牌的一代”所不齿。他们搞不明白：如果不是世界一流的牌子，你怎么送得出手？！

　　在美国长大的小女，如今已经十岁。在我的记忆中，她很少向父母要东西，真要时也非常小心。她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几乎从来不直接提出要求，最多委婉地表示一下自己的向往。我们则经常顺水推舟地给她机会，让她设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想要的东西挣到，比如好好练琴以获得奖赏等等。有时她表现非常好，我们主动给她奖励，问她要什么。她能提出的多是几块钱的礼物，从来没有非份要求，非常体贴父母的承受能力。在商店试鞋试衣服，不管自己多么喜欢，我们只要说“太贵”、“没有减价”，她就毫不犹豫地把东西放回去。甚至她晚上临睡前还向我致谢，感谢爸爸辛辛苦苦地工作，挣来钱使她能上钢琴课。她一个月仅一块零花钱，几年下来一分都没有花过，全存在银行里，号称要用来支付自己的大学学费。我自己从小向父母伸手的毛病，她一点也没沾上。

　　在我这个当父亲的眼里，女儿永远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她怎么会有我这个大俗人的毛病？不过，冷静下来用理性分析一下，孩子的品格还是养育的结果。我之所以没有把自己的毛病传给她，多少受益于我们当父母的环境，能不时地从美国社会教育孩子的良好习惯中汲取营养。

　　举个例子。女儿在音乐学校中有个好朋友安娜，比她小两岁，但钢琴则出色得多。我们每听安娜弹琴都要叹息：实在没办法，人家是天才！后来熟了才知道，安娜小小年纪，一天至少练两个小时的琴，有时甚至超过三个小时。女儿则练一个小时都很勉强。安娜的母亲南希是第二代的华裔，广东人，医生。她嫁了位德国工程师，两人一口气生了三个孩子，最小的才刚刚会走路说话。为了孩子，南希的丈夫辞职当起“家庭主夫”。每个周末，夫妇两个带着三个孩子，从缅因州单程驱车两个多小时，到波士顿给安娜和她的弟弟上音乐课。最近因为实在受不了这番辛苦，从缅因搬到了新罕布什尔，把旅程减半。两人对教育之疯狂，也可窥一斑。

　　南希和她丈夫，对孩子的关照无微不至。孩子吃的所有东西，其营养价值都经过充分的研究。她那“专业丈夫”酷爱烹调，准备一顿饭经常要两个小时。饭上了桌，每道菜孩子们品尝后都要投票，只要有两个孩子投票反对，以后这道菜就不能上桌了。可是，南希对孩子严起来也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一次安娜迷上电子游戏，没有练够琴，南希竟在安娜开演奏会时拒绝前来棒场。她告诉我们：“我从小就对这些孩子们讲，长大想上大学，那就学好功课去拿奖学金，我是不会给你们付学费的。”我们听了后暗暗为她的孩子叫苦：“你一个当医生的，年薪几十万。而奖学金绝大部分是根据经济需要给的，只有为数很少奖学金是绝对按学业和素质颁发。这条路也太挤了。你的孩子到哪里能争取到？况且，你的老大安娜也才八岁。难道你的孩子们还没上学就得为自己未来的奖学金操心？”

　　不过，听她这么解释，我们也明白了安娜为什么弹琴能如此用功。比起我们的女儿来，她生活在一个富裕得多的家庭，但是危机感却可能大得多。最近她们一家又上演了另一台戏，那就是作买卖。南希计划明年夏天送安娜到德国学习音乐，而且要安娜现在的俄裔钢琴老师陪同去。这种奢侈的教育，让我们这等人只有望洋兴叹了。不过，南希告诉安娜：“家里没有钱支付你老师的费用，你要想办法自己挣出来。”可怜的安娜一急，决定把自己积攒了多年、也最为心爱的日式小橡皮出售给小朋友们。南希大喜，决定帮助女儿进行“企业扩张”，跑到玩具店讨价还价，以五十美分一块批量买下橡皮，再让安娜按一块钱一块的市场价推销。日后安娜一见我女儿，上来先要兜售橡皮。我们当父母的为朋友的人情所迫，已经先后买了三次。

　　卖橡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安娜才八岁，生活圈子还小，就那么几个朋友。大家买了一次，就“需求饱和”，不会再买。而且，一般一次成交就几块钱的金额，南希还要帮助女儿给买主准备感谢卡。我们每到周末就看见这母女俩提着一大箱橡在音乐学校的走廊里找买主，心里不禁暗笑：这可是人家的风险投资呀。一个年薪几十万的医生，陪着女儿兜售橡皮，一个小时挣三四块，收入不及最低工资线的一半，甚至有时谈起生意来弄得安娜上课迟到。更不用说，批量买下的这么多橡皮，一半怕是也推销不出去，最后肯定要赔本。

　　南希的年龄我们自然不好问。女儿说她长得象个少女。估计最多三十上下。如此年轻，养育两女一男，以及一位德国造的工程师“专业丈夫”，是典型的成功职业女性。真要经营橡皮，想来她也有足够的智商不作这种赔本的买卖。其实，她赔的本就是在女儿身上投的资。她要想尽办法让女儿从小就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甚至从自己的父母这里也得不到。我很难想象安娜长大了会变着法儿向自己的父母要钱。她从懂事起就没有这个概念。

　　我在《一岁就上常青藤》一书中，曾以自己在美国教育女儿的例子现身说法，强调父母向孩子传授正确的价值观念之重要。有些读者孩子已经上了大学，看了这本书才追悔莫及，发现自己忘了这一点，导致孩子长大后有了这么多毛病，很难再管教过来。另有些读者则说，我讲得太理想主义。毕竟我女儿是在美国社会中长大，我的教育方法不适合“中国国情”。对这样的批评，我并非不能接受。我常向亲友讲，在美国养孩子容易。比如，为什么女儿没有我小时候向父母要钱的坏毛病？一是我们作父母的这样教育她，一是整个社会环境对她这样潜移默化。她的朋友是安娜那样的孩子。她从这样的朋友身上学到的东西，只能强化父母对她传授的价值观念。但是，如果放在中国，她周围的朋友也许都是拿红包的孩子，而且可能聚在一起比谁的红包最大。这样，父母再想让她辛辛苦苦地靠卖橡皮争学费，她就未必那么容易接受了。所以，“富二代”不仅是个家教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

　　不过，社会问题是能够被改正的。这就需要我们这代做父母的人在教育的价值观念上形成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如何建立？我和弟弟的那番谈话就是个起步。我们这代人首先要在亲友中开始这样的讨论，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为下一代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这是一种对社会的责任。为人父母的履行这种责任，就是履行对自己孩子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