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校不再是贵族教育 中产阶级成其目标

2017年11月02日 08:23 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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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卢杉 上海报道

  随着二三线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和意识提升,特别是在当地政府相关政策扶持的情况下,国际学校开始向二三线城市倾斜。这样的趋势在清华附中国际部副校长马成看来是由复合驱动力推进的,“一是国际化、高收费的市场化教育发展。二线城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教育需求也开始发生变化。二是当地政府的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和优惠,包括办学的土地、校舍、租金等等。”

  “我们学校的目标是中国家庭。我们确信这些中国家庭其实并不想拥有英式或美式教育,他们想要的是现代化的教育系统。”必益教育(BE)威雅公学中国区总裁Patrick Hoey对21世纪经济报道如是称。

  2016年初,中国民营教育机构必益教育宣布引入英国私立寄宿学校威雅公学Wycombe Abbey合作,在常州成立Wycombe Abbey国际学校。

  这所即将于今年9月开学的威雅公学国际学校,其前身为必益教育在常州开办的牛津国际公学,Patrick表示:“这个学校将于今年9月更名为威雅。BE教育在常州的学校已经存在,这也是我们选择将威雅开在常州的原因。这对威雅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英国的学校不确定当地的学校是否可以符合他们的标准。”

  威雅公学在常州开设是近年来国际学校在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除了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之外,国际学校开始向二三线城市铺开,从工业园区、城市新区到保税区,不一而足;各类投资人马也是热情高涨。

  受益于政策鼓励、富裕阶层规模扩大、出国留学热度的提升,国际学校发展迅猛。新学说传媒发布的《2015年国际学校发展报告》显示,截止到2015年,国内国际学校总数为597所,成为全球国际学校数量最多的国家。

  即便如此,国际学校仍然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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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学校背后的“运营力量”

  国际学校一般分为三类。一是只招收外籍学生的国际学校。从1995年到2000年开始在国内逐步成立,之后进入快速发展期,2010年之后趋于饱和。

  二是公办高中国际部。2000年开始国际化课程的探索,2005年到2013年进入快速发展期。2013年,教育部明确表示将对各种形式的高中国际部进行规范,责令各地政府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进行检查和统计,公办高中国际部进入政策紧缩阶段。

  第三类民办国际学校从1995年起步,2005-2010年由于公办高中国际部的爆发式增长,使其增速放缓。2010年后,国际学校需求旺盛,又开始进入稳步增长阶段。

  必益教育所引入的威雅公学即属于第三类民办国际学校。

  必益教育于2003年在中国成立,主要业务为寄宿制学校和留学咨询两部分。寄宿制学校面向幼儿至英制13年级的中外籍家庭,目前有常州和成都两所国际学校。留学部门主要提供国际教育咨询服务及欧美假期游学计划等。

  “四年前,我们决定在中国打入国际学校商圈,并且在常州签订了开办学校的协议,去年2月,学校搬入到当地开发区的新校址。”据Patrick介绍,BE教育方面负责安排学校所有的投资,包括资金和人力。而对于远在英国的威雅公学来说冠名这所海外的学校其实更关乎其品牌及名誉。

  据威雅公学的官方介绍,这所创立于1896年的学校是“全英学术最优秀的公学名校,曾三次被《星期日泰晤士报》提名为年度最佳学校”。据《卫报》统计,过去5年进入牛津和剑桥的录取率为35.1%,同期德威和哈罗的录取率为14.9%和14.1%。

  类似BE与威雅这样合作的国际学校案例已有很多,如各地的哈罗、德威、惠灵顿国际学校等,此类模式业已具有一定规模。

  清华附中国际部副校长马成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这些学校的建立实际上是中国的资本在运作,主要是中国市场的需求在驱动,而非国外的学校有市场化、全球化扩张的战略。”

  另一方面,马成认为,“国外寄宿制学校运营成本太高,在需求饱和的情况下,有中国资本愿意为品牌付费和投资,这类学校也很愿意进行合作。”

  但学校真正的运营还是靠背后的教育管理公司,这对学校的成长和发展影响更大。马成指出,“国外品牌学校输出是比较有限的,可能在师资招聘和课程设置有一些优势,能做到一定程度上的文化氛围迁移就已经很不错了。”

  而国际学校背后的资本和管理公司背景极其多元,如中泰桥梁拟在北京朝阳和海淀两区建设两家国际学校;银润投资拟投资17.6亿元在北京打造2所国际学校;惠灵顿学校的中国合作方是陆家嘴集团;万科联手深圳中学共建万科梅沙书院;碧桂园于2014年成立碧桂园教育集团,将旗下所有学校归到教育集团管理。

  “地产商、办学者、基金等都有投资办国际学校的,有追求社会公益价值、也有追求经济价值的,也有二者兼顾的。”马成称。

  中产家庭:国际学校的“目标客户”

  对于国际学校的认同感、文化氛围的迁移和形成,某种程度上来自于课程的设置和师资力量。

  “我们孩子之前在上海一所9年制实验学校上学。我们通过朋友了解到常州威雅公学,然后带孩子去学校参观、考试、体验教学环境,后来是孩子自己决定要去。”一名就读于小学阶段的家长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威雅的模式和之前国内学校完全不一样。”

  在课程设置方面,“除了语文和数学(教材)还是中国教学体系,其他课程都是英式的。”上述家长表示,到威雅最大的收获来自于“丰富的兴趣小组课”和“来自其他国家孩子形成的多元文化”。

  “我们想要建立一种混合的课程模式。比如,小学一至二年级,中国和英国课程占比分别为60%和40%。”Patrick表示,“威雅在数学科目上会使用大量的汉语。然后随着年级升高,不断加重英式课程比例。”如此设置是因为学校90%都是中国学生。

  “我们的目标群体定位是中国中产家庭。”Patrick认为这些家庭在过去30多年中国的开放中获益。Patrick介绍目前学校的在校学生为360人,9月更名威雅之后将会有600名学生。“目前大概50%的学生来自常州,20%来自上海,另外30%来自长江流域,也有不少北京、广州、甚至乌鲁木齐这些地方的学生。”

  Patrick表示,“9月份常州将要引入55个左右的外教,这也意味着提高成本,提高价格。”

  威雅公学幼儿园一年的学费为10万、小学13万、中学13万7,“如果课余活动课,如骑马、帆船、剑术等,价格可以高至一年25万。”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国际学校收费不菲。

  尽管国际学校的价格高昂,但随着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对于子女教育的投资力度也不断加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966元,比去年增加 8.9%。《2015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预计2015年底个人可投资资产在60万元人民币至600万元人民币之间的大众富裕阶层人数将达到1528万人。

  而《2014中国高净值人群心灵投资白皮书》称,大众富裕阶层中基本生活开销与子女教育费是最主要的两大支出项目,覆盖率分别为80.9%及47.8%。其中54.8%的人表示会把孩子送到国外接受教育。在高净值人群中,三成已经计划将孩子送到国外留学,六成视孩子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定,在资产1000万以上的高净值人群中将孩子赴外留学的比例跃升至70%以上。

  广发证券研究报告指出,富裕阶层以及高净值人群规模逐年扩大,送子女出国留学的家庭占比也逐渐加大。国际学校专注于基础教育,这必将增大对国际学校的需求。如今二胎政策放开,人口红利加大,未来的留学趋势会更加凸显。

  二三线城市:国际学校新战场

  多项研究报告指出,当前国际学校还处于起步阶段,预计市场容量在3-5年内都不会达到饱和状态,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未来几年不会发生重大变化,老牌国际学校和新进入者都能在这个市场中分得自己的一杯羹。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显示,中国国际学校招生总人数预期将由2014年的177400人增长至2017年的244600人。

  尽管有迹象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但该预期不会影响中产阶层家长将其子女送往国际学校的意愿,因为普遍认为高质素的教育是为其子女的未来所作的投资。有些家长甚至认为其子女越早接受国际学校的优质教育,日后进入海外顶尖大学的机会就越大。

  上述报告称,若以招生人数计算,民办学校在中国整体基础教育行业的渗透率由2009年的11.2%升至2013年的16.3%,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学生从公立学校转入民办学校,预期民办学校的渗透率将于2017年进一步升至21.9%。

  而二胎政策的实施,从长远来看亦将带动国际学校需求的新一轮潜在增长。

  目前从地域分布来看,国际学校主要分布在北上广深等居民可支配收入高、对民办国际学校接受度高的一线城市。

  而随着二三线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和意识提升,特别是在当地政府相关政策扶持的情况下,国际学校开始向二三线城市倾斜。

  这样的趋势在马成看来是由复合驱动力推进的,“一是国际化、高收费的市场化教育发展。二线城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教育需求也开始发生变化。二是当地政府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和优惠,包括办学的土地、校舍、租金等等。”

  以国际学校办学集团枫叶教育为例,根据其公告,“按2013-2014学年终的入读学生人数计算,本集团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国际学校办学团体及最大的国际高中办学团体,分别占有7.6%及9.0%的市场份额。”

  截至2016年3月31日,枫叶教育在中国拥有19353名学生、约1800名教师以及开设在大连、武汉、天津、重庆、镇江、洛阳等11个城市的46所学校。学生约90%为来自中国中产家庭,其余为外籍人员。学费为主要的收益来源,占收益总额超过88%。

  根据其2016年中期报告,2016-2017学年将要设立新学校,其中与浙江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订立合作协议,“平湖委员会将会兴建校舍,并贡献校址的土地使用权及校舍物业。”并另提供三千万的补贴。

  在淮安建立恩来枫叶国际学校,也与当地政府机构订立合作协议,“位于江苏省淮安清河区的若干空置校舍将出租予本集团”。

  枫叶教育将此种模式称之为“轻资产规模开设”。凭借此PPP模式与地方政府、企业展开合作,由企业和政府负责土地及校舍建设甚至免费提供,枫叶负责运营。大大减轻了其对资金的需求和建设投资的风险,扩张速度大幅提升。

  而在马成看来,二三线城市在快速兴建国际学校的同时也存在着困境和挑战。

  一是生源问题,“招生很困难,虽然这些城市外籍人员人口数量不少,但常常会出现孩子留在北京和上海的国际学校上学的情况”。

  二是师资问题,“学校能提供给外籍教师的待遇,无法与一线国际学校竞争,招聘就更加艰难。不过教师的流转率高也是一种趋势,在社会发展和全球化的需求下,原来欧美社区式的教师招聘模式也不可持续”。

  国际学校往二三线城市发展是现象亦是趋势,马成表示,“发展这种规模的学校驱动力是富起来的中国人。可以将其视为市场化的国际教育的发展,是非常大范围发生的事,跟原先相当部分的温州人、山东人到上海求学是同样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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