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市委员会秘书长 蒋国华

　　教育部要求高校就业困难专业减招或停止招生，是我们的社会正在不断进步的体现。它清楚地表明，我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面向现代化、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面向世界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它还同样清楚地表明，我国教育界在认识教育自身的市场属性或者说产业属性的道路上，迈出了艰难的一步。

　　众所周知，且不说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年代，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要对高校一些不合时宜的专业设置进行调整，难度都非常大；至于在校大学生想中途调换专业，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现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明令指示，不仅将就业和专业设置挂上了钩，促使高校在进行专业设置时注重市场导向，而且还给大学生在入学后转换专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和选择。这无疑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不断进步和深化的标志。因此，首先应该值得拥护和肯定。

　　此外，尽管根据市场的需求来调整专业设置本身没错，但鉴于高教和市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这一工作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又应是慎之又慎的。事实上，高校在调整专业设置时，是不能一概而论地把市场的需求变化当作衡量标准的。因为在社会实际过程中，高等教育(高等学术)必须保持相当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因而在千变万化的社会实际过程面前，总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滞后性。换句话说，高校的反应速度是永远都不可能完全跟上市场的变化脚步的。这就要求在进行专业调整时必须具有远见和前瞻性，处理好“长线”和“短线”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专业设置不仅关系到国家科技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人才资源稳定供给及其结构的合理性，而且还关系到一届又一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机会与生机。

　　其次，在调整专业设置时还应注意不宜搞“一刀切”，对于不同类型的学校应该区别对待。例如，对于清华、北大等“研究型大学”和众多的职业技术类院校、成人院校，尤其应该注意区别对待。前者的专业设置中因旨在“知识贡献”而多带有基础性，离市场亦就远些；后者则旨在“人才支持”而多偏实用性，贴近市场亦就不言而喻是其设置特征。

　　第三，那些既非基础研究性质又非面向市场，但对国家利益、民族文化传承却密切相关的专业，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要在专家论证指导下国家予以支持和保障，使之得以正常存在和发展。例如，在学术界里，原来曾经流传着“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就能够比较充分地说明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出于就业率方面的考虑，把这些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交给国外的大学生和学者。同时，水利、地质、国防和一些基础学科和专业，虽然社会需求量并不大，但对国家科学技术、经济、国防和外交具有重要意义，也不能简单地仅仅按其就业率情况来作为唯一的判别标准。

　　总而言之，教育部门和高等院校在进行专业和学科调整时，一定要富于远见并做到慎之又慎，千万不能简单、急功近利地按毕业生就业率的高低来进行“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