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国家教育部的一位官员向媒体发布消息称：我国的教师行业要打破终身制，每隔3—5年进行一次测评，不符合要求者将不能再从事教师这个行业。其实，这一消息对公众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打破终身制”早已 不是新闻，我国大量的国有企业职工10多年前就实行了合同制，打破了建国以来长期实行的铁饭碗、终身制。毫无疑问，这对于我国几十年来一个人一旦参加工作就要在一个单位、一个岗位从一而终的僵化体制来说，是一次革命，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然而，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入的今天，就“打破终身制”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思考的是：从对社会的发展、对公众生活影响的重要程度等方面看，我们还有多少终身制需要打破？比如我们的干部待遇终身制能否打破？这是关乎社会公平的一个十分严肃的话题。

　　早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打破了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了正常的退休制度，但仍保留了因“职务”而延续的“待遇终身制”。具体讲就是，即使你不在某个岗位上任职了，但原来任职时的待遇不改变。这一做法，当初只是在退休、退居二线的干部中执行，现在则更扩大了，不少地方为了鼓励干部离开机关，对那些下海经商、不再担任现职的干部，也仍按原职级的待遇开支，社会对这种做法微词颇多。

　　随着社会的发展，干部待遇终身制的弊端愈发显露：从狭义的范围讲，最直接的一点是，背离了责、权、利相统一的分配原则，有违社会的公正，因为一个干部无论职位多高，一旦脱离职务，就是一般公众，不应再享有原职务待遇；从广义的范围看，为什么我们的干部队伍从上到下越来越庞大？历次精简的效果不明显，职务待遇的终身制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另外，干部待遇的终身制对诸如荣誉、职称方面的终身制也起着较大的“影响”作用。

　　我们应当有必要搞清楚为什么要执行干部待遇终身制？是对原职务的一种补偿？还是对干部本人离岗后的一种生活保障？从理论上讲似乎这两点都不能成立：因为前者在任职时已经得到了相应的报酬，后者即使没有职务也应得到生活保障。还有一点，我们应当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按照我们的工资制度，各级干部在任职时已经按规定获得了高于其他职工几倍、几十倍甚至更高的报酬。如果干部退休后，不再拥有人民赋予的权利，而还要公开的、合法的拿着纳税人的较高收入，对此，纳税人有理由问：你已经不任职了，凭什么还要拿任职时的待遇？

　　因此，在这个方面我们的制度设计应当与国际接轨，不论任何职务的干部，一旦退休和离开现职，就应在待遇上与职务脱离，和其他相应的社会阶层的公民一样待遇。退休后其个人特殊才能和报酬的获得，不再由国家提供，而由社会去调节：如或去讲学，或去经商，或去摆地摊、看大门等，这完全是个人行为，个人没有失落感、自卑感，社会也不去歧视。

　　我国是一个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官”本位的意识根深蒂固，我国的干部职业是最热的职业，往往是几十、几百人争一个岗位，我国的“三公”消费，去年达到7000亿元等等。在所有这些畸形的数字的背后，都可以找到干部待遇终身制的影子。

　　打破干部待遇终身制，是应该予以考虑的时候了。 (作者：李季平 编辑：马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