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别人眼里，周科进无疑是成功的。从新华社一名记者，做到北京分社信息社长、分社总经理，后来又出任千龙网总裁。很多人认为，人生的旅程其成功，无非是从小兵成长为将军。这一点，周科进做到了。从默默无闻的年轻记者，升任为互联网时代的一名骁勇良将。这一个过程，周科进用了十八年。

　　然而，哪怕在事业最为辉煌的年头，周科进也没有认为自己是如何成功了。在他的人

生哲学里，成功似乎更像是一根标尺，悬挂在他视野的前方。他只知道，这些年来，自己是踏踏实实地走了每一步，该做的都做了，总体上他的人生没有浪费什么。

　　2005年8月，北青控股千龙网，按照资本运作的规律，总裁人选改弦易帜。就在别人都认为周科进会跳槽另谋高就或新辟门路去创业的时候，周科进却留在了千龙研究院，担任院长一职。从叱咤风云的实权位置上退下来，很多人想当然地猜测周肯定会受不了，可周科进却笑着说：“新的工作更适合我，我做得很愉快。”

　　在五十岁以后，周科进邂逅了职业测评。他说：“我的职业锚是‘安全稳定型’的。像我这种人，不太适合于创业，而更适合于当一名督导，去整理一些事情，指导一些事情。”

　　从气质上来看，周科进似乎更接近于一位老师，而非一名总裁。

　　做任何工作，只要把兴趣放在里头，就能做得很快乐。他说：“每天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从不把它当成负担，这是职业生涯的最高境界。”

　　他非常坦诚地告诉记者，在千龙网最困难的时候，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早上起来都害怕上班，那种情绪是一种恐惧，不知道今天又有谁会来找他，不知道今天又会有什么事。

　　而现在，他终于有时间和精力，可以静下心来做些研究工作了。这是他比较满意的一种心境和状态。

　　一帆风顺的少年时代

　　周科进的少年，是“又红又专”的。如今回想，那是他颇为得意的一段时光。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在红旗飘飘的年代，他和伙伴们快乐地升入了初中。未满十五岁，他就破格入团了。他就读于北京市第65中学，这所学校文革前只招收高中生，他那一届，是学校招收的第一批初中生。

　　三年半的时光，给了周科进太多值得回忆的东西。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班主任韩绍淦老师。在老师身上，周科进看到了中国文人的正直、严谨、博学，感觉到了什么是“先生”。中国传统的道德、如何做人，老师也都言传身教影响了他。

　　老师说，在以前，“误人子弟”与“男盗女娼”并提的，是很大的罪过。这句话，三十年多年后，周科进还牢牢地记着，并以此来自律。他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兼职硕士生导师，他给学生开课，讲新闻院系大学生将来怎么发展。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知道全球职业规划师正在招生，便要求把课往后推，等自己念完了再来讲课。系里说没关系，反正他讲什么学生都会觉得新鲜。可他坚持说不成，并搬出了韩老师的原话。其实，这也是周科进为人虚怀若谷的一面。

　　韩绍淦老师对周科进的第二个影响，就是让他偏好了文科。老师是教语文的。那时候学校

　　他十八岁入党的时候，有同学提意见，认为他的性格里有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东西。后来再回想，除了本性之外，他觉得可能受老师和巴金他们的影响还蛮大。

　　1971年，周科进到景山学校上高中。他们是文革期间第一批高中生，踏踏实实念了两年书。当初中宣部办景山学校是做教学试点。有一批热血青年来教书，有不少是北师大的老师，他们思想很新，革命性很强。这所学校的特点，让周科进关心了政治。他和同学们自发去饭馆里刷盘子，步行去农村搞社会调查，上政治课上得最认真。那个时候，由于接触的东西比较多，周科进的视野一下打开了。

　　大家都以为，这批高中生是为恢复高考做准备的。但实际上没有。周科进和同学提出了应该到农村去，在高中生中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们做巡回报告，激情慷慨，也风光无限。毕业之前，周科进入了党，是当时北京市第一批入党的高中生。

　　高中一毕业，他就去了北京郊区插队，一呆便是两年。但他并没有干多少农活，经常被县知青办派去到处做宣讲，在农村两年多，却对四季农时没有印象。回城后，周科进去了公安学校，本来要念一年的，结果提前毕业留校了。那年，他二十一岁。

　　1978年，他参加了高考。考上了

　　应该说，少年周科进是一帆风顺的。在学校里，他一直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基本什么荣誉都能拿到。在南开大学，他担任党支部书记，又做了三年兼职班主任。由于为人比较正直，各方面能力都较强，在同学中间，他有挺高的威信。

　　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有很多的选择。但最终，他选择了新华社。回北京做了一名时政记者。

　　有所错失的青年时代

　　周科进的遗憾，是从踏上工作岗位后开始的。

　　虽然，别人都觉得他挺顺的，中间没什么波折，一步一步上来，什么都没耽误，该评的都评了，该升的都升了，后来还是单位里最年轻的处级干部。但他总觉得，自己还是有所错失，没有抓好机会。尤其毕业后的四五年时间里，和同辈的人来比，没有保持足够的加速度。

　　“我非常愿意和大学生们分享三个经验，”周科进说，“第一、要明确师生关系和同事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上学时，老师关心学生，对学生是没有功利要求的。但参加工作后，性质就不一样了，甭看岁数多大，身边的那些人都是你的同事，人际关系有功利的因素在里面。譬如说，你做记者，其中分工的问题、稿件发多发少的问题、绩效考核的问题等等，都会影响别人对你的态度。第二，带你入门的好师傅是可遇不可求的。”

　　周科进一直非常幸庆，入行时碰到了一个好师傅。师傅是位女同志，尽管她自己也非常忙，但对周科进的指导是非常细心的。譬如说，师傅教他：所有采访一定要提前到五分钟到，提前进对方的办公室，太早去不行，因为人家可能安排了别的事，去晚了去更不成，表示你对人家不尊重。譬如说，师傅又教他：新华社记者不能穿奇装异服，但是服装质地要好，这样才有分量，不显得那么穷酸相。譬如说，师傅又教他：当记者是没大没小的职业，采访国家领导人时，没必要战战兢兢，该问的还得问；采访居委会老大妈时，也不能居高临下的态度。跟国家主席是平视，跟老大妈也是平视。譬如说，师傅又教他：采访前一定要做大量的案头工作。这些，都是在课堂上没法学到的。

　　师傅的认真和细心，让周科进一直非常感念。

　　“人的一生当中，总会有某个阶段或某几个阶段，你没有跟上，不知道什么原因。但这落下的几步，就决定你的一生。”周科进回想年轻岁月，不免有些感慨，“我一直觉得，毕业之后的几年没有发展好，如果再努力一点，或许现在会做得更好。我那时候有点自恃清高了。”

　　周科进现在常常跟学生讲，刚参加工作时，一定不能有待价而沽的思想，一定不能等着好价钱再卖。从生涯规划来讲，毕业后的第一个三年，学习大于收入——哪个单位更有利于你学习，就去哪个单位；第二个三年，整合资源大于单位的规模——让你去中央某个部委做个小螺丝钉，还不如去小点、但四面八方能沟通到的单位；第三个三年，发挥作用大于职位。

　　“年轻的时候，千万不能有这样的思想：这事我能做，但你没用我，所以我就不做。这样，机会就错过了。一定要抱‘你不让我做，我都得做’的心态。”周科进说，“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人。一定要想办法去发挥自己的作用。你不去做，就不会有经验。领导找你一次，你不去；领导就会认为你不喜欢去，以后也不会再找你了。”

　　周科进觉得自己参加工作的头五年，是有点荒废的。其实，做一位名记者，一直是周科进的愿望。但那时候，他并没有抓住机会，也不够主动，所以眼睁睁地看着机会擦肩而过。

　　周科进说，到了一个单位，一定得扑下身子做事，头几年是一点不能松懈的。不要想着，反正毕业了，有单位了，就不着急了。自己不着急的几年，正是别人抓了机会往上发展的时候。

　　人生的扭转

　　一个偶然的事件，扭转了他职业发展的后半生。

　　某一年，作为跑时政口的记者，周科进在采访的时候碰到了一个案子。他觉得那案子判得不公，而且案子在新闻界里引起了很大的不同反应。可作为一个记者，根本无能为力。周科进在一气之下，便不想当时政记者了，想改行做其它做其它方面的记者。

　　这时新华社成立了经济信息社，周科进便过去了，原以为是去做经济记者，没有想到是去做经营，搞管理。这个变化打断了周科进的记者生涯，从此，开始了他媒体经营管理的生涯。

　　“每一份工作，我都是把它当学问来对待的。”周科进说。

　　周科进是个特别认真的人，也是一个特别肯学习的人。当初做记者时，因为跑时政口，他便特意去考了律师函授；后来做信息社社长，他又专门去念了会计，拿到了会计证；再后来去千龙网，他又恶补了很多计算机知识，以期能与技术人员有更好的沟通。

　　“我觉得，我终身学习这一点做得比较好。每到一个新的领域，碰到新的问题，我总是能让自己先学习。通过一段时间的自我提升，然后希望能够达到与专家对话的水平。”周科进说。

　　又过了几年，周科进一脚跨出了新华社，参与创办了一家周刊，完全进行市场化运作。直到2000年8月，他来到千龙网。

　　“在千龙网，我就是一个管理者的角色。”周科进对自己在网站的五年做了总结，“千龙网是政府网站里头唯一使用经济手段发展自己的网站。在整个网络媒体圈子里，大家可能认为我是一个比较动脑子的人。包括每年举行网络论坛，会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想法。”

　　在全国新闻网站里，千龙网继新华网、

　　“千龙网诞生在整个网络界开始低潮的时候，在第一年里，我们坚强地挺了过来，并成为全国地方新闻网站中的佼佼者。而在第二年里，我感觉到网络的回潮，所以，那时候我觉得网络媒体的春天到了。”周科进说。

　　在掌管网站的五年里，周科进带领着千龙打了一场又一场近乎惊险而漂亮的战役。而比那些精彩案例更难得的，是千龙连续几年的成长。仿佛是在马拉松长跑，需要坚强的意志、长远的筹划、平和的心态和理性的节奏。周科进在2002北京互联网发展论坛上，提出了互联网的发展“既要低头拉车，又要抬头看路”，强调了新闻网站要加强理论研究来指导实践运作。

　　“有很多人到千龙来，都是来谈生意的。我当时想，千龙前面有“三座大山”(新华、人民、央视国际)，要超越，就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平台。大家在这个平台上，不为利而来，而是能够交流。那时候，我们决定成立研究院。对外，它是不赢利的。”周科进谈起了建千龙研究院的初衷，“互联网发展这么多年，已经让我们具备了可以有一种前瞻研究的条件，我们可以不仅仅是依靠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方式来发展，互联网的运作规律和发展态势还是有规律可循的，这当然需要我们去发现、去研究。”

　　2002年5月，中国网络媒体第一家研究院——千龙研究院成立。它的定位，用了两句语录：一句是孙中山的话，“知难行易”；一句是毛泽东的话，“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了能深刻地感觉它”。

　　千龙研究院在成立之时便与清华、北大、人大、复旦、北广等著名大学的新闻学院建立了合作关系，与百度等IT公司建立了业务合作，并且每个月都有一次专家级的分类研讨。周科进说：“在业内，大家觉得有这么一种专家级的交流平台，这对大家都是很好的事，对于互联网的发展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尤其是互联网对技术开发的要求”。

　　关于成功的定义

　　如今，不做总裁了，当了院长，好象是削了实权，赋了清闲。可周科进看得很开：“一是资本在说话，跟我没关系，不是我做得不好。再一个，按照职业生涯规划，我这年龄、经验和性格，其实做这个更合适，能做得很愉快。我觉得现在的工作很有意思，以后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人家也会更多地倾听。”

　　“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对自己有透彻的了解，是最好的。”周科进笑着说。

　　很早以前，就有人说周科进看上去不像个总裁，而特别像个老师。那次职业测评，也测出他的性格特别适合做督导，属循循善诱型。

　　他终于有时间可以静下来做些研究。他觉得，二十多年在新闻单位经验、教训的积淀，应该要比单纯做学术研究的好一些。他觉得自己还是可以发挥点作用的。培训，是他今后要放精力下去做的领域，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2006年，他获得了国家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和全球职业规划师的资格。

　　其实，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学习，也在学习中不断地开拓自己。

　　关于成功，周科进说：“其实成功不成功，是个非常个性化的概念。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自己的感受，自己是不是觉得很舒服。人的生涯并不是只有工作，而是由学习、工作和休闲三部分组成。健康的人生，应该是这三方面和谐发展。如果只知道工作，最后家庭也没有了，健康也受到损害，那样并不好。”

　　周科进说：“人的心态应该宽容一点。我们原来老觉得有些人不求上进，只顾家。但事实上，顾家也没什么不好。譬如山口百惠，在事业高峰的时候去做家庭主妇了，很多人说可惜。但她并不觉得可惜。因为她从小没有家庭，她特别渴望有一个温馨的家庭。对她来讲，家庭对她的意义更为重要。换个角度看，她也未必没有创造，她把孩子带得很好，也是一种成功。

　　周科进说：“人生就是一次偶然。人生不能仅仅为了一件事而活着。这一生过得如何？第一，自己要觉得愉快；第二，要觉得很有意义。” (中国大学生就业 周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