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周恩来等人在柏林万赛湖。

　　据说这世界就是为梦想者而造的，所以我们老是能从彼此如痴如狂而略显傻气的脸上读出梦想的痕迹。把时间推回到1933年的1月，胡愈之在他主编的《东方杂志》上一声呼喊，社会各界160多人就在那时一齐做了一场春秋大梦，梦想的主题是“未来的中国”，而他们之前，他们之后，百年间的中国人总在做着这个梦，依然做着这个梦，不厌其烦又不堪其扰，把读梦也变成了一件因百感交集而滋味难辨的差事。

　　容闳：留洋梦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留学生，1847年4月到达美国纽约。1854年自耶鲁大学毕业，带着以教育、科学逐渐促使国家富强的梦义无反顾地回到中国。

　　政府应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容闳带给中国的，与其说是一个梦想，毋宁说是一种科学开放的态度和务实的精神，而这两者即使在今天看来似乎依然有其重大的意义。在对曾国藩进行了长达七年的劝说之后，“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终获建立，这个维持了三年的机构为日后培养了120多位专业人才，而海外求学也由此渐被国人接受。从设计、建造京张铁路、滦河大桥的詹天佑到勘探、建设唐山开平煤矿的吴仰曾，从清华校长梅贻琦到气象学家竺可桢……留学生们作为容闳的承继者，的确支撑在了各个行当之中，在战乱频仍的年代里默默成为中国的"富强梦"实实在在的承重脊梁。今天，大批的留学生依然涌向国外，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承继或悖离了容闳的梦……近年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法渐深入人心，这一点想必也是容闳所乐见的。

　　康有为：大同梦

　　1935年在康有为去世后8年，他的《大同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力主“以新知益旧学”的他，用一个19世纪末先知先觉者全部的想象力描绘了一个中国的“大同梦”。

　　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财产公有，按劳分配，人人劳动，人人平等)。去级界平民族，去家界为天民，去种界同人类，破国界合大地(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天下大同)。

　　“大同梦”其实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梦，它有着对完美人性的向往，也向往着一个没有矛盾斗争，甚至没有丝毫痛苦的完美社会。康有为如此梦想着，一度拥护“新村主义”(为日本人小路笃实所创，宣扬乌托邦思想和人类的博爱)的周作人、毛泽东也试图实践这样的梦想。康有为提出的共工、共农、共商，在满足农民们均分土地的朴素愿望之外又融入了对当代工业社会的考虑，颇具时代意义。在“人人劳动，人人平等”的设想里，我们又可以看到一种颇有意味的变化：当年康有为提出这一设想是希望抹去阶级差别，也抹平人与人先天的差异，与其说是“平等”毋宁说是“平均”，今天我们倒真实现了这一设想，但在按劳分配的原则下，力图保证的却只是人和人机会的均等、环境的公正。打破国界、打破人种的界限使天下大同是康有为另一个重要想法，可是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这类想法不仅有一厢情愿的天真，而且危险--所幸，康有为也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秘藏书稿多年，称时机不到只能酿成骚乱--康有为做着中国的“大同梦”却看到了时机的不成熟，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它在黑暗的岁月里还是给了许多人远远的安慰。

　　孙中山：民主梦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导师和领袖孙中山一直为圆这个“民主梦”呕心沥血地奋斗着。虽然那梦想的表达听起来如此朴素，虽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

　　1894年28岁的孙中山上书直隶总督李鸿章大谈中国的富强之道，李鸿章没有搭理他。失望之余，孙中山开始意识到也许真正的力量潜藏在民众之中。“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成了他愈渐坚定的原则。用“多方尝试，百折不挠”这句话来形容他为圆梦而做的一切，一点儿也不为过。自1905年11月《民报》问世，孙中山开始系统宣传资本主义民主革命的思想，他自己也在创刊号上提出了由民族、民权、民生构成的“三民主义”，正式完成了他对“民主梦”的一个比较完满的构想。孙中山倡导的“民主”，要在中国真正实现有着先天的困难，但此后二十年间，从九旬老翁到稚龄童子，无人不知“三民主义”，也算孙先生的一个安慰。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他是为谋求南北和平，中国统一而抱病进京的。民主是远的，富强、安乐是还未见的，于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是他最后沉重的叮咛……

　　陈独秀：启蒙梦

　　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9年9月更名《新青年》，以它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6个希望，也第一次表述了一个“思想启蒙”的梦。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和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一道做着这个“思想启蒙”的梦，他们深切体会到“盘踞我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所以他们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探触到国民性的深处，在那里展开了反思。1919年1月，陈独秀明确提出了“德先生”与“赛先生”(民主与科学)，他指出为了维护“民主”必须反孔教、礼法、贞节等一切旧伦理、旧政治；为了维护“科学”又必须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距“启蒙之梦”至今已有许多年，除旧以布新依然是一条艰苦的必由之路，而“民主”与“科学”也的确成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两个不可绕过的关键词。千百年的传统文化真称得上积淀深厚，“大酱缸”是一个十分恰切的比方，今天人们仍混同其间，面目模糊，辨识艰难。少女为逃脱被奸污的命运选择了跳楼，赢来的是一片“贞烈女子”的叫好；胡万林之类的人物也总能形成势如呼风唤雨的影响力……看到20世纪末依然存在的种种怪状，我们只好说启蒙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梦。

　　周谷城：马桶梦

　　一位写《中华通史》、《世界通史》而游刃有余的著名历史学家。历史是最具厚重感的，周谷城在大多数情境里也符合人们对历史学家的想象，然而1933年他的梦是轻逸的--也许那是另一种“举重若轻”。

　　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我梦想着，此后我真能不再做什么梦想了。

　　这个梦颠覆了我们对梦想“空、大、远”的期望值，忽悠一下退入了细致入微的真实生活。而当周先生强调着“人人能有机会”的时候，你还得承认这里面儿真有一种骨子里的平民意识。因为某种反差的存在，这梦想显出了奇特，但稍一琢磨它非但不称奇还分外地体恤民生、符合情理。趣味也就这么显出来了。日本人写过一本名叫《阴翳礼赞》的书赞美了厕所的种种妙处，刘德华唱了一首叫《我爱马桶》的歌，高歌“每个马桶都是英雄”。看来，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过去现在，马桶之为物，确实能唤起我们一种暧昧的幸福感。回到个人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是我们共通的要求，一如清洁、方便与安适。

　　张相时：清水梦

　　1933年任暨南大学教授，素来提倡“清水运动”，认为此运动要拼着一口气，说做就做，直至成功。他甚至从治水一事而观天下事，他的梦想自然也与此结下不解之缘。

　　中华理想国50年(西历2032年)正月元旦正是我138岁的诞辰，但“江海之水清且漪”是我所梦想维劳的。我驾一只小船顺江而下，沿途见水色清漪，舟行一月而达上海。

　　张先生的梦想实现的前提是他活成一个138岁的超级人瑞，而且当时的他还得有和“万里长江第一漂”尧茂书一样的勇气、精力。不过驾一叶轻舟，从喜马拉雅山脚下的长江源头漂到上海入海口，不管怎样都是一个极其浪漫的念头。从那时起就提倡“清水运动”的张相时可谓中国环保人士的先声，遗憾的是现在的长江之水浑黄污浊与黄河之水已然无甚分别，“水色清漪”依然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据1997年3月的第一届世界资源论坛称，地球上的水资源97%已被污染，其余3%的水资源三分之一靠冰川和积雪，只有0.007%的淡水资源存在于地表。随着现代生活中取水量的不断增加，“地球贫血”近在眼前。拼过好几口气的中国人，也许真该再拼一口气使长江之水清漪，毕竟那比污水长流、万不得已之际从南极拖座冰山来救急好得多。

　　楼适夷：新锐梦

　　1933年，楼适夷28岁，当时他只是一名年轻而出色的新闻记者，有敏感的触觉与直言不讳的精神。他勇于判断，他敢于梦想，他有了一个梦想。而他那份果敢终于也成就了他作为文学家与革命志士的一生。

　　未来的中国，将是新锐青年的中国，不是昏庸老朽的中国，将是勤劳大众的中国，不是剥削阶级的中国，将是中华民族自主的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奴役的中国。

　　原来“新锐”这个词儿的鼻祖在这儿呢!这个发现是一个小小的惊喜，因为以“中国最新锐”传媒自谓的《新周刊》和楼先生在隔了六七十年后不谋而合。

　　在几千年封建文化浸濡里的中国，强调的是伦理纲常，延承到现实中是严格的“论资排辈”，最忌讳僭越。更何况，最具中国特色的还是“老则老矣，朽却未必肯朽”，只让人很不文雅地联想到“占着茅坑不拉屎”一类的俗语。而青年们长此以往地就是一副低眉顺眼的模样--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楼适夷才分外期待着新锐青年的出现，以其新，开风气之先；以其锐，决破传统的重压。

　　时至今日，楼适夷对民族自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梦想早已付诸现实，他对新锐青年的殷切呼唤也得到了回应--《新周刊》告诉他：这个世纪的早上闪耀着新锐的光芒。

　　施蛰存：尊严梦

　　注重心理与精神分析的小说家施蛰存生活在30年代殖民地色彩浓厚的上海，本来就对城市生活有着异乎寻常体验力的他，当时比一般人更深切地体验了中国人在异族欺凌下的屈辱。梦里他呼唤着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尊严。

　　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中国人走到了外国去不被轻视，外国人走到了中国来，让我们敢骂一声“洋鬼子”。

　　乍一看这个梦是不是会觉得有点可怜，至少不够扬眉吐气?但也就这么着儿了，你别忘了那是在旧社会，那时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还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而堂堂中国武官在美国街头受尽警察无端羞辱，最终也只能向受气的小媳妇儿一样投了河。这么一琢磨，觉出的只是做梦者的沉哀。看来，当中国还是旧中国的时候，当满目疮痍的现实只唤起本能的情绪反应以移入梦中的时候，中国人只能沉痛地梦着……终于，中国人的腰板也硬了起来，管异邦人士叫一声“老外”还挺亲切。即便直呼其"鬼佬"也未必有阿Q式的恶意，让人不明白的倒是外国人。近日翻杂志，一个外国小伙儿狂热地爱上了中国姑娘，他操着半调子国语一板一眼地对姑娘说：“你就喊我'洋鬼子'吧，听上去很亲切。”--这世道真是不一样了。

　　张杰：救星梦

　　在1933年1月征集到的160个人的梦里，所谓“文化贵族”的梦占了一大半。普通国民只保持着一贯的沉默，就像他们从没有描述的能力与冲动，就像他们根本已不做梦。所幸还是有人打破了沉默，张杰就是这么一个做梦说梦的普通人。

　　我梦想中未来的中国，是忽然生出来一个甘地，艰苦卓绝，领导群众，和横暴势力奋斗。群众晓得他是他们的真救主，也不迟疑地信仰“甘地主义”、服从他一切的号令，和横暴势力相周旋，而不敢稍存一点自私自利的心。

　　在旧日无边的黑暗里，张杰的梦代表了一种普通中国人的心声，他们会渴望一位甘地，一位救世主式的甘地，寄全部希望于他、追随他，并甘愿“服从他一切的号令”。甘地没有生出来，倒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绝对称得上“艰苦卓绝”，也领导群众和横暴势力作斗争。他带来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最重要的是：中国真的得救了!他赢得的是国人空前绝后的拥护和爱戴。他实现了张杰们的梦想，但张杰式“服从一切号令”的冲动到后来却一不留神把救星统统变成了神，多少给这个梦抹上了梦魇般的色彩。非理性和悲剧离得总是不太远，动乱的十年说明了这一切。

　　现在，一些微妙的变化正在发生。在大多数事情上，我们习惯于设想自己而不是期待别人；在大多数意识得到的境况里，无论谁绝对的服从谁，我们都只觉得透出傻气。离依赖远些，就离独立近些；离盲目远些，就离理性近些。由此观之，变化是可喜的。

　　河北省当阳县跑马乡全体社员：卫星梦

　　1958年11月7日河北省当阳县跑马乡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宣布今天是社会主义的最后一天，明天全体社员就要实现梦想进入共产主义，当时全国几乎都做着这么一个梦。

　　十五年内赶超英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梦里最清晰的是急不可待的心情。全国人民那会儿是一起着急上火的，急到一定份儿上因为人多力量大就干脆有了集体膨胀的信心，当然你也可以换个说法，那就是集体丢弃理性的勇气。“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就在那时蹦了出来。1958年6月8日，河南遂平县卫星公社，首先放出了小麦亩产2105斤的“卫星”，湖北孝感又把“高产卫星”直放到早稻亩产15361斤的份儿上，河南火箭一社还“射出”了亩产12875斤的玉米，总之各地竞相夸大粮食产量，连中央也乐陶陶地宣布：“中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中国人民按照需要来决定了。”浮夸风继续蔓延，一时间又闹起了“大建钢炉，多出钢铁”，到了1958年9月全国六分之一的人口都跑去炼钢，无数的土平炉炼出了无数一无所用的牛屎样土钢，但单凭日产钢6万多吨的数字，连毛主席也要认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而“十五年内赶超英美”更是不在话下……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当然也是最具代表意义而又入情入理的一个好梦。那年月梦里的一切听上去很美，当1960年饥馑袭来的时候，长年累月地饿肚子却成了国人唯一真实、深刻的体验--梦的荒诞莫过于此，它有一个美好的初衷，一种群盲的力量和一个看上去像笑话却又沉重得笑不出来的结局。

　　经过了一个荒谬的梦境，至少我们该记住：任何“痴人说梦”的想，都脱不了要愚公移山地去做，在中国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