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英国《自然》杂志把它称为“招风的大树”，尽管少年班在社会上颇多争议，这些孩子还是成为家长们培养下一代的目标?

　　今年5月，在南极长城站度过了102天以后，中国科技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系5年级学生尹雪斌回到中国科技大学，他为中国科技大学极地环境研究室带回了200多公斤的样品，包括岩石、土壤、生物、动物粪土、气体等，涉及古环境、全球环境变化等研究。22岁的尹雪斌是中国第16次南极科考队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中国派往南极参加科学考察的第一名大学生。回到学校后，尹雪斌被特批为硕士、博士连读免试的研究生，目前正在导师的带领下参与南极样品的分析研究工作。

　　招收像尹雪斌这样的好学生是中国科技大学的传统。

　　早在1978年3月8日，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的校园里，21名满脸稚气、个头高矮悬殊的孩子进行了开学典礼，从此他们成为中国科技大学的正式大学生。他们最小的只有11周岁，最大的不过15岁。这些孩子成了当时中国家长教育孩子的榜样。那时候，人们相信所有的科学进步都能为社会和个人带来更加美好的前景。于是，当时关于孩子成才的一个理想模式就是：上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像陈景润那样解决哥德巴赫猜想。

　　后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一共招收了22期共806名少年大学生，入学平均年龄不足15岁，在这些人当中，产生了中国年龄最小的学士、硕士、博士、副教授、教授和院士。1978年，12岁进入科技大学学习的张亚勤是当年中国最小的大学生，不过，他后来并没有去解决哥德巴赫这样的难题，而是去了美国，并且在1997年31岁时，当选为110年历史中最年轻的美国“IEEE院士"。?和同龄人相比，顾中华是那种典型的好孩子：聪明、内向、成绩好。1989年，从河南郑州一中毕业后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一年后，托福考了满分。1991年，拿到奖学金后到哥伦比亚大学念物理，一年后，转学计算机。他说：“在科技大学，像我这样的学生很多。”的确，虽然托福能考满分的人不多，但是，根据中科院院士、科大校长朱清时提供的数字，中国科技大学像顾中华这样在国外的校友超过了5000人。

　　现在，中国各省市的高考状元们绝大部分去了北大和清华，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校长朱清时说：“科大每年的高考平均录取分都是最高的，我们依然招到了全国平均水平最好的学生。”

　　和科大整体入学水平对应的是科大毕业生的科研水平。宋晓东自1986年毕业于科大后，他和美国同行考察了30年的数据，断言地球固体内核的转动速度比地球本身快2/3秒左右。这种转动速度的差异足以使内核每300～400年就比地球本身多转一圈。美国《科学》杂志评出1996年全球十大科技成就，这一以往从来没有监测到的重大发现名列其中。

　　根据统计，目前中国60岁以下的中科院院士中，中国科技大学的毕业生占了1/7。其实，除了科研水平和科技人才之外，中国科技大学从1958年成立的时候就被赋予了更多的象征意义，那时候，一个响亮的口号是“向科学进军”。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科大以“勇为天下先”的胆识和勇气，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具有创新精神和前瞻意识的改革开放措施。英国《自然》杂志把中国科大称为“招风的大树”，认为在中国，最令人鼓舞的学校要数中国科技大学了，它的蓬勃朝气与成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有人提出疑问，像张亚勤和顾中华那样最终去了国外的学生占到了科大毕业生的50%～70%，这会不会影响中国科技大学在国内的影响力？数字或许有些夸张，但是从科大92～99届本科毕业生的去向统计表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这些聪明的好孩子在毕业之后成了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抢手宝贝。?

　　传统与现在

　　1958年9月创办于北京。由于没有任何历史负担，可以直接根据当时国家的需要，以培养国家急需的尖端科技人才为目标，围绕“两弹一星”(即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设置系科专业。学校最初开设的13个系和专业，绝大多数都是国内空白或紧缺的专业，特别是原子核物理、空间技术、计算机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化学物理、近代力学等均为当时国内高校所未设置的专业。吴有训、严济慈、钱学森、华罗庚、钱三强、赵忠尧、马大猷、钱临照、郭永怀、赵九章、施汝为、吴仲华、贝时璋等一大批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直接参与了学校的创建和教学科研工作，使得中国科大的教学科研工作迅速达到国内先进水平。1970年，中国科大由北京迁至安徽省合肥市。

　　视点

　　当时关于孩子成才的一个理想模式就是：上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像陈景润那样解决哥德巴赫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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