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献给曾经经历和正在准备高考的亿万学子及他们的家长

　　何建明

　　新生走进大学校园后试穿“博士装”的感觉真好!

　　儿女走进考场，父母的心则提到了嗓子眼……

　　高考前，考生赤膊上阵，挑灯夜战。

　　中招和高招开始了，急煞家长和学生。

　　现在，大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生活条件也好了，家长有“望子成龙”的心情，希望子女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也是自然的。我们的学校、教育部门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部门，都要注意做工作，把家长希望子女成才的迫切愿望、教师教书育人的心情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全面提高青少年的素质。

　　——选自江泽民主席2000年2月1日《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

　　开篇语

　　激发我写这部“百姓情怀,学子心声”的中国高考报告的部分起因，是因为我听到几位秀美如柳却内心燃焰的女孩子的话——

　　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一位刚刚考入大学的女孩子在谈到高考时以视死如归的口气说：“我以我血荐高考。”

　　《梦里花季不下雨》的作者，已就读四川某大学的刘超、彭柳蓉两位女生在写文章谈到高考时,不无激愤道：“高考不死,大难不止。”

　　《南方周末》报道:一位女学生以《我要‘武装起义’》为题,撰文说：“如果有一天,全国的学生进行一次新‘五四’运动,炸学校,拒考试,烧课本,那本人积极参加……”

　　我不知道国人听了这些女孩子的话后有什么感想?而我嗅到的却是一股浓烈的战争硝烟。

　　20余年了,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使得今天35至50来岁年龄段的社会主流骨干们,每每谈论起它时都有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们通过高考,已经走出了人生末途”的感觉。然而当这一代人的子女也开始走向高考战场的今天,为什么我们听到了截然相反的声音呢?

　　新千年伊始,当国家宣布10年后将使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由目前的9%左右提高到15%的目标,全国各界为此齐声欢呼之时,不知是否有人想到在今后的10年间,中国一亿五千多万青年学生中仍将有85%的人不能步入大学。这个数字给予我们的是怎样的现实?那就是:上大学的竞争较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激烈。

　　竞争将在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好校与差校、富人与穷人之间展开……因此,高考仍将是中国未来20年间百姓最关注的头等问题和影响民族复兴的大事。

　　当我下决心在世纪之交做这件事时,又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什么,你要采访高考的事?那你什么人都不要找了,我就可以给你说上三天三夜!”没想到,我的采访题目刚刚透露，竟然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

　　在素有“状元之乡”美誉的苏州,我碰到了第一位“计划外”的采访对象，当时他激动得失态的情形,着实让我吓了一跳。

　　阿元,这位家居苏州的某报名记者,在我与他交往多年的印象中,他从来是说话一腔绵软悦耳的吴语,做事彬彬有礼,走路也生怕抢客人半步的“温情男宾”。可这回,他竟然没说完第一句话就从椅子上跳下来,激动得脸都红了：“不怕你笑话,我女儿正准备高考。可为了她能不能考上大学的事,我们全家这3年的日子真不知是怎么过的。

　　3年来,家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着孩子读书的事转。我女儿不是那种很聪明的孩子,怎么下功夫抓,成绩就是上不去。不怕你笑话,就在前不久期中考试时,当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要过女儿的试卷看到她的成绩时,我竟然当着孩子和老婆的面,自己打起自己的耳光……你听了好像有点不相信吧?老实说我自己也想不到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当时我确实这么做了,我只觉得自己为了孩子的学习已经把我所能尽的力量全都用上了。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到后来初中升高中和中考,到为她跑学校,以及进入高中后天天盯着她的成绩……

　　说得直露一点,我和老婆甚至为了怕影响孩子每天晚上的晚自习和自习后能踏踏实实睡好觉,连夫妻间做房事的胆子都没了,其它工作和生活上让道的事就更甭提有多少事例了。那天我打了自己的耳光,女儿吓坏了,跪在地上说爸你就打我吧,是我没考好。我对她说,不怪你,都怪我这个当爸的无能,没给你想出好办法使你成绩上去。女儿听了‘哇’地一声嚎啕大哭起来,转身就要冲出去寻短见。她妈见了急坏了,冲过去拦腰将她抱住拉回了家。后来我们全家三口抱头痛哭了一夜……”

　　堂堂七尺男儿,在诉说他家千金高考的经历时,竟数次呜耶咽。我的心感到重重的一击，没想到中国的百姓们为了孩子能考上大学,竟然要付出如此欲罢不能的代价!

　　“你写,你一定要写。如果你不写中国高考这样一件正发生在千千万万家庭的大事,你这个作家当得也没什么劲!”阿元兄泣咽着,抹着满脸的泪痕对我说，那眼神告诉我,如果我不写这个题材，似乎我就是一个对不起12亿中国百姓的文化痞子了。

　　我知道,阿元兄家居的历史文化名城苏州,是个出文化人的地方,仅明清两朝间苏州就出了好几十个状元。那时的状元可不像今天我们说的带引号的“状元”。旧科举考试时代,每年一次大考,全国只有一名状元(个别年份多一名武状元),最后都必须经皇帝钦定。苏州一市能出如此多的大状元,可见才能教育的风气自古就盛。阿元兄夫妇与现在多数中国家庭相同,只有一个孩子,故女儿娇娇是他们夫妇的掌上明珠。

　　知识分子出身的阿元夫妇对女儿从小重视培养,娇娇小时候聪明伶俐,爱好艺术，软语细声的苏州口音,标致漂亮的脸蛋儿,使娇娇从小有种天仙般的气质。她喜欢苏州评弹,更爱现代节奏的吉他,初中时,娇娇曾经获得过市少年吉他比赛第二名,为学校争过荣誉。要上高中了，爸爸妈妈对她说,娇娇,上高中是为了考大学,可不能再分心了。娇娇是个听话的孩子,嗯了一声后,抱起吉他,把脸贴了上去,然后将吉他挂到墙上,这一挂,就是整整3年……上高中后的娇娇无数次想起身摘下吉他,但手从来没有敢伸上去。阿元在省报当记者,教育口谁不熟?女儿自然到了苏州市的重点中学。

　　但进重点中学并不意味着他的本来成绩就不是很优秀的女儿一下能成了佼佼者。为了跟上同班同学,娇娇使尽全力,仍居于下游。为此当父亲的阿元开始不遗余力地上学校一次又一次地讨好娇娇的班主任、任课老师和各位校长大人,甚至那些比女儿娇娇成绩好的孩子及他们的家长——他不止一次地低三下四地向一个个“聪明囡”和聪明爸爸妈妈们求教,甚至为了获得某一“秘方”而不辞辛劳地寻找那些可以愉悦他人的“特产”,再撕下一向高贵的“无冕之王”的脸面,去叩开本来门槛低于自己一大截的“状元”之门……

　　但3年后的1999年高考时,娇娇和父亲母亲未能苦尽甘来,他们成了这个苏州名校中仅有的几个“落榜生”及“落榜生”家长之一。阿元急坏了,当他看到女儿整天不出门躺在床上欲死不能的情景,跺着脚对天发誓:孩子你放心,只要你爸有口气,我一定让你像别的同学一样去上大学!

　　阿元为此真的开始了“上窜下跳”,使出全身解数,四处打听那些可以出钱进门的大学——“只要它开口,就是狮子口我也认了。苦的是你孩子成绩太差时,你想找狮子口老虎嘴还找不着哩!”走投无路的阿元最后不得不寻求“电大”、民办大学……就在这时,与他关系不错的某医学院负责人告诉他:他们学校有个内蒙古来的新生因为身体不行要休学,为此学校空出了一个招生名额。阿元一听,简直就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行,什么价都行!”这个学院不算白也不算黑,让阿元出了8万元(以赞助奖学金名义),终于圆了阿元女儿上学的梦。

　　“你这工薪阶层出8万元送女儿上大学是不是太亏了点?”几个月后,当我再次到苏州采访见到阿元并问他时,阿元兄竟然一点不感冤枉地回答道：“亏啥?一点也不亏!我是自愿的。”他神采奕奕地告诉我,自从女儿上了大学后,他“天天精神开心”,而且“喜欢做善事”——“我已经资助了几个因为经济困难而上不起学的孩子或者帮着牵线搭桥。什么都不图,就是觉得高兴,就是觉得我女儿上了大学后整个世界都变得灿烂了。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我有点阿Q精神?可这是我现在心情的真实写照。”阿元兄对我说这话时,脸上丝毫没有半点自嘲的神色。我的内心却感到无比惊愕。

　　从苏州回到北京,听说我姐夫的女儿考上了大学，我们全家忙去祝贺。这是我太太的姐姐的孩子,她叫红红。?红红是1999年9月跨进北京电影学院的。她上的中学是西城区的一所普通中学,没有列入区重点,更不是市重点。问题出在红红在班上的成绩一直是中流水平，为此急坏了我姐夫一家。我姐夫没赶上好年景,像城里多数与他年龄相同的人一样,在“文革”中“上山下乡”去了,大学成了他们那一代人的一个未圆的梦,可他不死心,靠自学完成了大专,又续大本,读完大本又攻下了硕士，最后成了某大学的系主任。

　　回忆他的“后大学”经历,姐夫用了这样一句话：“那真正是奔命。”然后又有了家庭，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又因单位工作情况需完成6年的高学历课程,姐夫的苦可以从他的“少白头”上窥见一斑,更可以从他不该先逝的父母身上获得某种解释,当然我还从姐姐的无数埋怨中直接体味到。怎么办?一向神通广大的姐夫看到自己的女儿在一个本来就高考升学率比较低的学校里混个中等水平——明摆着照此下去上大学没戏的前景,唉声叹气的情绪几乎都带到了自己的讲台上。

　　不能就这样断送了独苗苗的前程!高中一个学期一个学期过去了,姐夫比自己面临减寿还要着急。怎么办?庞大的京城,该想的辙都想到了,没有的辙也想到了,但最后还是没辙。高二了,红红的学校和红红的成绩还是老样子。我姐夫的本事就是在别人没招的情况下想出招来——他听说河北燕郊中学能把“死马治成活马”，因为那是个农村中学,那是个专门训练出大学生的“工厂”，专门培养高分的“集中营”。

　　于是姐夫决定:把在北京城里上高二的女儿送到离北京城几十里之外的河北燕郊中学。

　　“第一次送她到那个学校时我的心悬了一路,送走红红回来时我哭了一路。那学校哪是我们城里孩子上的学校嘛!说太惨了好像我有意给人家抹黑,可对我们这些城里生活惯了的孩子来说,真是要什么没什么呀!”姐姐曾亲口告诉我。

　　“那天爸爸妈妈帮我向学校交完好多学费,在没法说不脏的学生宿舍里铺好床,向我挥手告别时,我的眼泪哗地涌了出来,我心里向他们喊着我要跟你们一起回北京,可我喊不出来。我知道为了能考上大学,我是回不去了……”红红想起当年的情景依然一脸悲伤。

　　“先不说钱——那肯定少不了。红红她妈放心不下,恨不得天天下班后去看孩子,无奈,为了方便就借钱买了一辆小车。开始我们真的是一天去一次,而且每次去时火急火燎,可一到那儿就像偷东西似的不敢露面,怕学校和老师见了不高兴,还怕孩子看到了心更不踏实。头几个月,弄得我们夫妻俩整天心神不定,什么都干不成。想想看,一个在城里娇生惯养的女孩子,突然一下子到了陌生的条件又十分艰苦的农村,怎么习惯嘛?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家,你是放手还是放心?手也放不下,心就更放不下了!总之,比当年自己上山下乡那份难熬劲还难上几倍几倍……”姐夫说。

　　红红就是在如此的煎熬中度过了360天,我姐夫和姐姐也在煎熬中度过了360天。

　　1999年7月初，红红回到北京原来的学校,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高考。8月,成绩下来,484分,被电影学院录取。而这个分数在燕郊中学,许多同学根本进不了重点名牌大学,最多进个大专,或者就只有名落孙山。

　　姐夫后来笑着告诉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让红红离开北京到乡下去受了一年苦,他说河北的录取分数线要高出北京近一百分,也就是说,在河北那儿上学,最差的考分学生,在北京反倒可能上重点大学。红红通过一年的熏陶和努力,赶上了那里学校的中等水平,自然回到北京就考上了电影学院。秘密原来就在这里。我看到姐夫说这话时的那张笑脸上流淌的是苦涩的泪……

　　第三件事是我的一个战友的故事。他原来是部队的功臣,但去年突然转业了,原因是由于他的一枪射出,彻底毁掉了一个考生的大学梦,我的老战友因此不愿意再继续从军,甚至对功臣的荣誉也产生了某种动摇……我的战友叫金龙。中国有多少人叫“金龙”这个名字?!我的战友仅仅是千千万万个金龙中的一个而已。

　　战友金龙是豫西人,家乡就在豫陕边界处。那是个真正盛产黄金的金子之乡，所以我的战友金龙比别的金龙先生要多几分黄澄澄的色彩。他运气算好,1974年高中毕业后就轮上参军,当时对一名农村青年来说这是太伟大的事情了,参军意味着跳出“农门”,迈向“龙门”。别小看这个参军,在那年代,几乎是全中国青年们最伟大和崇高的选择了,就像今天的青年们报考北大、清华一样。你想,那时城里的知青也只能“上山下乡”,而下乡知青一般是不会被推选去当兵入伍的,只有农村青年才有这样的待遇，要不就是将门子弟才能跨进绿色军营。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年们的崇高选择。

　　但金龙和我成为战友时就曾对我说过,参军本来不是他唯一的选择,他本想去上大学,公社已经推荐他上河南大学,正在这个时候他们同村异姓的另一位金龙却与他发生了一次口角。那个金龙与他同岁,也是生产队的一名强壮劳力。他们两个年龄相同的金龙在村上的表现不分上下，只是我战友金龙的叔叔在公社当革委会副主任,那个金龙也有一个当过官的叔叔,只是那个官是旧社会的“保长”,近于解放后的生产大队长。

　　两位金龙由于两位族叔的官位背景不同,以至命运相差甚远。两位金龙高中毕业后都回到农村,也都很积极,而且暗底里有点儿较劲。因为他们心里明白,公社每年都要从村上挑选好青年推荐去招工,就是进城当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在那个年月,能进城“吃商品粮”，等于上了天堂。当年除了招工外,还有一件美事就是推荐上大学。种田人上大学当然要比单纯的“吃商品粮”要强出一截儿,因为乡下人能进大学是金龙村上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事。在金龙高中毕业前3年有过一个娃儿被公社推荐上学了,那是洛阳啥专科学校，中专生也是了不起的事呀,那年全村人特意召开了一个欢送会,大队长还为此宣布全村社员放假一天,以示庆贺。

　　金龙回乡劳动不久,遇上了好机会,公社让村上推荐一名工农兵大学生。这个消息传来,全村人简直沸腾了起来,但沸腾之后马上又一下沉默了，两个家族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窃窃私语起来：这个上大学的名额该给哪个金龙?说啥也得把名额给俺金龙,否则就不中!推荐未开始,两边的劲儿就已经较上了。果然,那天大队开会,整整吵了一天没有最后确定下来。无奈只好把两个金龙都报了上去。结果下来得很快,这边的金龙被推荐上了,另一个则落榜了。

　　“你们以权谋私嘛!”落选的那个金龙家族的人不干了,说这边的金龙不就是凭着有个当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堂叔嘛!而偏偏这边的族人们直着脖子告诉对方:哎,就是那么回事,谁让你们族上没出大官,而有个当大队长的小官还有“历史问题”。双方越吵越凶,最后归结到那个解放前当过保长的人身上。就在这边的金龙要上大学的当晚,村子上发生了一件大事:那边的金龙把有“历史问题”的同族堂叔砍伤了,差点儿出了人命。

　　由于村上人百般袒护,加上受伤的大队长觉得全是由于自己的原因而没能让本家族的金龙上大学才弄出了这桩事，所以在上面来人办案时他力争大事化小,免了那个因冲动而伤人的金龙的刑事追究。事情本来告一段落,但因为在同等条件下没能同样走进大学门,那个金龙的精神受到了极大刺激,不时跑到已经上河南大学的金龙学校里闹事。出于安全考虑,有一年正好部队需要从大学里挑选一批干部,金龙便被半推半就地转到了部队，使得那个金龙从此再也找不到踪影。

　　同村的两个金龙,从此天各一方。依然在农村的那个金龙后来就在家乡成了家,并生了个儿子。而在部队上的金龙后来也落脚在南方某省的省会城市,转到了边防部队,与当地一名城市姑娘结婚成家,生了一个闺女。天下的金龙千万个,本来这两个金龙完全可以各过各的日子,偏偏后来的命运又让他们俩人巧遇了。

　　去年,已经在省直属支队当参谋长的金龙接到一个命令:带部队执行一个枪决一批死刑犯的任务。身为参谋长的金龙,为了确保第二天万无一失,亲自出马进了死刑犯看守所,对死刑犯的情况进行逐个检查。就像小说一样,金龙万没有想到的是在这儿碰到了本村的那个金龙。“怎么是你?”一身武装的金龙瞅着那个失魂落魄的死刑犯,好不吃惊。死刑犯抬头只看了一眼,就扑过来抱住金龙的双腿,嚎啕大哭起来,哭得撕肝裂胆：“金龙兄弟,你快救救我,快救救我呀!”

　　接着是死刑犯的哭诉:好兄弟,你是知道的,那年你上了大学,可我没有被推荐,对我的打击有多大啊!你到部队后我再也找不着你了,慢慢也就死心了,村上的人都说我是疯了,可我自己明白,那是一时想不开啊。后来我知道再也没希望了,虽然恢复高考时我也曾想过试一次,可那时人家说我的疯病没好,我自己脑子里也找不到半点数理化知识了,就这样上大学的梦想永远从我身上消逝了。第3年村上人就给我介绍了一门亲事,女人是隔山陕西潼关人。你知道在农村一结婚就啥前途都完了,生儿育女和种地两桩事成了全部生活内容。老天还算开眼,给我添了个儿子。

　　有了儿子的那年,村上的人都说我的病突然好了,我自己也感觉到了这点,从那时起,我除了种承包的十几亩地外,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花在儿子身上,因为我心头有个愿望,就是将来一定要让他上大学，雪我这辈子的耻。我儿子还算争气,从小学到初中都是班上的尖子,后来他上了俺们县城的重点中学。高中了,我喜在心里,因为能上俺们的县中,就等于离大学只差一步了。可老天爷对我就是不公,就在孩子上高一那年,孩子的爷爷奶奶相继去世,俺们那儿你是知道的,办一场丧事比办场喜事还花钱,两场丧事办下来,我拖了一屁股债,偏偏我家孩子他妈又得了重病,顿时全家债台高筑。

　　没法,为了能给孩子交学费,我就到了你们南方这儿打工。哪知道外面打工也不是好干的事，费了十几天才找到一份苦力,要说干活俺能扛得住,但这儿的老板太黑,到了三个月也不想发给我们工资,就每人每月发50多块饭钱,还说谁中途不干或者干不好,就得扣掉说好的月工资。我从春节后一直干到8月份,老板还是不给我工钱,我急了,因为娃儿9月1日新学年开学就得交学费,我就跟老板要,可老板就是不给,还说现在给了你谁知道你是不是转身就溜了。

　　我真火了,对他说你今天不给也得给,那家伙就找来几个保安人员,硬是把我赶出了厂门。我当时又恨又恼,心里想着千里之外的儿子在等着我寄学费回家,这边又碰上如此心黑的老板,越想越恼,当晚我就跳进做工的厂房,顺手抄起一根铁棍，跳窗进了老板的卧室,一把将那混蛋从睡梦中揪起来,问他给不给我工钱,那家伙吓昏了,哆嗦着连说给给,后来他从柜子里取出5000元,说全给我,只要不对他行凶。我心想拿到工钱就行，谁知我刚出门就被蒙头一闷棍,再也不知人事……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在拘留所。后来才知道,那老板从柜子里给我拿钱时悄悄按动了他的暗藏报警器,我就是被他的保安人员给击倒并当作抢劫犯送进拘留所的。公安人员还算公道,事后把我拘留10天后放了出来,但老板那儿的工钱我是永远不可能再拿到了。怎么办呀,想着正在家里等我寄学费回去的娃儿,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真的,那几天我大白天上街抢人家包的心都有,愁得在火车站到处乱转。

　　也许我当时愁得太让人看着不正常,突然有个戴墨镜的年轻人走过来拍我的肩膀,说老乡你是不是想找活干?我说是呀。他就问你愿不愿找个来钱快的?我说赶情好,最好干一次就能拿三五十元的。那人笑了,说行,你跑一趟就给一百元怎么样?我一听乐疯了,连连作揖谢菩萨。就这样我接活了,那人不让我知道送的东西是什么,只要我按他说的上下午给两个宾馆里的三名小姐送一份“点心”。我当时确实不知道那点心里还会有什么,只管认认真真地完成任务。

　　一个星期下来,那戴墨镜的人说我干得不错,就给了我300元工钱，我马上给家里的娃儿寄了回去。说实话,当时我是十分感激人家的,是他给了我一份“好工作”,才使我的娃儿能继续上高中,离大学门又近了一步。后来那人不光让我送货,而且让我到出境口接货,由于我一副乡下人的老实巴交样,每次送货接货都顺顺当当,新老板对我很赏识,3个月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整整3000多元。我想这下娃儿3年高中不成问题了,再干一年下来,挣它个万把元,孩子上大学的学费都可以不愁了。正在我做着美梦,又一次到南边的口岸“接货”时,突然被一群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当场抓了起来。他们说我是大毒品犯,共先后经手过30多公斤毒品,我一听就知道这下完了。

　　说实话,我不是一点觉不出自己到底在干些什么,但我确实没有亲眼见过和动过毒品,但那毒枭确确实实是借我的手进行着罪恶勾当。按照国家法律,我对自己构成死罪没啥说的,可我心痛呀,因为我出事后,正准备考大学的娃儿一下受不了这个打击,当他知道自己的3年学业全是靠我贩毒运毒得来的罪恶之钱维持的,就再不到学校上学了,成天喊着要上南方来替我“打工”……娃儿是疯了,我好后悔啊!呜呜呜……

　　金龙看着从小与自己一起成大的同村同学落得如此下场,心头久久不能平静。死罪是不能更改的,这一点他清清楚楚,但他无法面对的是明天竟要亲自带领执刑的战士枪决异乡遇见的老同学。“你现在还有什么要求需要我做?”金龙问金龙。死刑犯金龙,再次扑嗵一下跪倒在金龙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乞求道：“好兄弟,我只求你一件事:你一定要在广州车站等我娃儿,一定要等他,劝他回去上课考大学,我只有这个要求,请你告诉他,我在九泉之下等他考上大学的消息,啊,我就这个请求,你千万千万……”?

　　“瞄准——执行!”“砰!”金龙走过来让法警用铁钩钩了一下,见他脑桨迸裂,眼珠翻天,像一条被铁具砸烂的蚯虫……一条“龙”转瞬变成了一条永远死去和腐烂的虫。唉,人世间啊!

　　金龙对天一声长叹,心中涌起万千感慨。从此，他几乎天天到火车站等候远方来的那个本该进大学的高中生,就像等待自己的儿子一般。多少次等待之中,他一次又一次地这样设计着:假如他来了,就送他回豫西老家,再陪他上完补习班,来年再考,即使考不上也不要紧,后年再考嘛,一直到考取为止……但金龙始终没有在广州火车站等到已经死去的那个金龙的儿子出现。他往老家打过几次电话,那边说娃儿离家后就一直没有任何音讯……

　　一年过去,金龙不再抱什么希望了。而在这漫长的折磨中,我们的功臣同志也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对妻子说,他在梦中常常见到那个同村的金龙指着自己的鼻尖一字不变地对他说:“是你,一切都是因为你当年抢走了我上大学的名额!”

　　妻子越来越后怕了,便瞒着丈夫向部队领导为他提出了转业的要求。后来我的这位名噪一时的功臣战友离开了心爱的部队,转业到地方,成了普通的公务员。他说他不悔,因为他这辈子毕竟有过不少辉煌,特别是上过大学,这对山洼洼里出来的人来说,是最值得荣耀的事。现在他和他妻子的一切,就是在一两年后,完成送女儿上大学的任务……

　　考大学——这3个字,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其分量实在是太重太重了。它重得使许多中国人的腰背都压弯了,甚至连中华民族的脊梁也被压得出现了严重的畸形。正因为我感觉到高考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分量太重了，故而决心去冒一次巨大的风险和代价来完成这部涉及中国亿万人命运的一部报告，因为它实在是今天中国百姓生活中倾心倾力的一件大事情——